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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悬疑”与谁“喜剧” 　　临床心理学家亚历山大 ·凯利曾说： “小时候我常想，如果天使许我三个愿望，我第一个就想知道，到底谁是开膛手杰克。 ”作为一桩著名连环杀人案的制造者，“开膛手杰克”不仅成为 19世纪末伦敦谈之色变的杀人狂魔，更从此投下一道深深的历史暗影。一百多年来，这个恐怖而魅惑的形象更是不断激发出纷繁的想象空间与艺术呈现。 2013年，由杨婷执导的小剧场话剧《开膛手杰克》也加入到对这一题材的“再阐释”中，首次将其搬上中国戏剧舞台。在宣传海报上，灰败阴森的底色与扑克牌小丑之间隐现着某种张力—— “悬疑”与“喜剧”，这两个多少有些悖反的标签，醒目地装饰在“开膛手杰克”的左上角。对于刚刚走出小剧场的我而言，冬夜里的寒风仿佛在不断提醒我去质问，这些充满前史与歧义的元素在历史与艺术之间的奇妙关联。 　　“悬疑”从何而来？ 　　时隔一个多世纪，“开膛手杰克”仍未结案。诚如毕德所言，“白教堂区当年的梦魇，如今也成为了我们的梦魇”。那五起恶名昭彰的命案，持续不断地引发人们的猜想与推理，其热闹程度甚至催生出一门所谓的“开膛手学”。通过新闻媒体、小说、电影、话剧、音乐剧、摇滚乐、动漫、游戏、玩具等诸多媒介的演绎与传播，“开膛手杰克”已从一个真实血腥的历史事件转化为一个大众文化符码，相关的影视作品就多达三百多部。在这个广义的“开膛手文学”的脉络里，历史真实永远只是个人想像的开端，各界阐释者的兴趣点或许各有侧重，但为其所共享的当然是作为一个无头公案的 “悬疑”色彩。 　　杨婷的话剧《开膛手杰克》在选取这一题材的同时，也就潜在地分享了“悬疑”的基因，阴森的音乐、昏黄的灯光与纷乱的舞台，都营造出一种诡异悬疑的氛围。正如2009年的英国迷你剧《白教堂血案》中的“开膛手学者”所言，开膛手的吸引力正在于“谜题无法抵挡的诱惑与水落石出的美妙一刻”。任何侦探故事的魅力，正在于其所有的“悬疑”氛围都必须指向“悬疑”的最终解开，而这也是“开膛手文学”一贯遵循的叙事套路。但对于《开膛手杰克》而言，重点似乎有所转移：话剧开场时连环命案已经结束，所有嫌疑人都显然是清白的，甚至连开膛手杰克的形象都彻底从舞台上消失了。也就是说，“杰克”是谁并不重要，“解谜”与“破案”本身也并非戏剧想要追问和表现的动机所在。导演杨婷曾坦陈，在排练中删去的角色、线索与情节，远比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要纷繁得多。与“杰克”的真身被删去相对的，是探长罗伯特 ·慢日益丰满起来的内心世界，可见创作者由此完成的实则是从“悬疑”叙事到 “小人物”故事的主题转变。 　　如果说在以往的“开膛手文学”如 2001年的好莱坞电影《来自地狱》中，开膛手罪案常被作为一个“事件”烛照出 20世纪开端的一系列诸如阶级、性别、种族等重大命题，那么话剧《开膛手杰克》的独异之处则在于其取得了一种独立的底层视角。由此，妓女不必再与皇室尊严、医学理性或道德审判相关联才能获得“被杀”的合法性，探长也不再必然代表着亦正亦邪的国家机器或先天合法的民间正义。英雄偶像开始坍塌，小人物却以其注定失败的命运登上舞台，获得在历史事件中的位置和被聚焦的可能。与 2002年的日本电影《名侦探柯南 ·贝克街的亡灵》中“乞灵”于福尔摩斯从而消灭开膛手的侦探脑力个人秀不同，话剧公然表达了“侦探”作为英雄主义代言人的不可信性。杨婷索性放弃了侦探“孤胆英雄”式的形象塑造：戏中的探长没有任何声名、天赋或特权，没有一次推理是正确的，甚至没有一个光鲜的外表与响亮的名字，他所有的只是穷困、卑微与无奈，而其精神偶像福尔摩斯也终被证实只是一个被炒作和虚构出来的沽名钓誉之辈——在“开膛手杰克”面前，“侦探”作为个人英雄拯救者的时代已宣告终结。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珍贵的底层视角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小人物命运的塑造或现实批判之上。在探长之外，话剧通过审讯场景引出的小人物群像则充实着历史情境的底色：穷愁惨淡的低等妓女、散播流言的报刊传媒、掩人耳目的执法者与恐慌无力的民众，这些构织出开膛手神话的社会力量也是构成现代公共事件基本的结构要素。由此可见，《开膛手杰克》关注的并非真相本身，而是真相背后光怪陆离的权力结构，而所谓小人物的命运正是在这个大结构的缝隙中遭受倾轧与碾磨。审讯场景拉开之前，画外音低沉而有力： “1888年冬天，每个人都可能是开膛手杰克。 ”揭示了话剧中盘旋不去的实则是一个类似于“等待戈多”的主题与结构，一种永远“悬而未决”的状态。一个始终缺席又始终在场的幽灵式的存在，无论叫做“戈多”还是“杰克”，都将成为话剧“悬疑”感的根本来源与最终骗局。 　　杨婷话剧选择了“悬疑”的标签，却没有选择以“推理”作为其结构剧情的方式。通常悬疑 /推理剧中的杀人现场、证据链条、恐怖意象与心理势能在这里统统缺席。正如探长所自嘲的那样，“我所怀疑的嫌疑人都是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