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古文历时性研究.doc

曾国藩古文历时性研究 　　摘 要： 咸丰二年，曾国藩起兵镇压太平天国，从此人生经历与前期截然不同。咸丰二年以后，官场倾轧、战场搏杀的复杂环境使他在思想上不再只是崇尚宋儒，而是兼取百家。文学创作受哲学思想的统摄，曾国藩前后期的古文风格有了明显的改变。 　　关键词： 曾国藩 古文 历时性研究 　　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原名子城，湖南湘乡人，著有《曾文正公全集》，内有文集三卷，共146篇。曾国藩的古文符合韩愈创立的“古文”传统，最为重要的特征是讲求文统和道统，“道统”指的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传的儒家政治理想，“文统”指的是由六经、孟子、司马迁、扬雄等相承下来的古文传承谱系。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醴华先生点校的《曾国藩诗文集》，这部作品，被视为研究曾国藩诗文最为真实可靠的资料。 　　一、前期经历与古文创作 　　年轻时的曾国藩家学不厚，三十岁以前忙于科举，学识浅陋[1]。三十岁以后备官翰林苑，才真正开始治学。曾国藩前期的生活与普通士大夫并无二致：穷则独善其身，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读书与拜客；达则兼济天下，身列卿贰时积极谏言，用心政务。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二十六年，曾国藩任职于翰林院与文渊阁。翰林院是养才储望之所，文渊阁是皇家藏书重地。在此期间，曾国藩主要任务是读书。读书的同时，曾国藩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交友圈子，曾国藩的交往圈子主要有三个：一是以穆彰阿为首的号为“穆党”的圈子，二是以唐鉴为首的理学团体，三是文学圈子。 　　穆彰阿（1782-1856），满人，号鹤舫，别号云桨仙人，据《清史稿》记载，“嘉庆以来，典乡试三，会识五，凡履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犊、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2]。穆彰阿、季芝昌都是曾国藩的会师座师，门生之谊历来为文人所重视，曾国藩在家书中曾写道“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阙，待我甚好，有青眼相看之意。”[3] 　　唐鉴（1778-1861），字翁泽，号镜海，嘉庆十四年进士，官至江宁布政史，入为太常寺卿后成为京师理学家的领袖。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曾国藩从唐鉴问理学，后又在唐鉴的推荐下，师从倭仁记日课，在此期间，曾国藩的气性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的本性是好物、好名、好色、好安逸，曾国藩也不例外。身处翰林清闲之地，曾国藩虽立志读书，但奈何本性爱谐谑、好交游，所以每日的生活充斥着饮酒作诗、下棋聊天、四处玩乐。检索曾国藩的日记，未习理学时只是就事论事，也没有什么自省之言；研习理学的前一两年，日记中多克己痛责之语；两年以后，曾国藩终于能做到读书有恒、见善迁过。王醴华先生认为“其立身之基，自此始耳。”本文认同王先生的观点。在此期间，曾国藩创作了一些阐述性理的古文作品，如《顺性命之理论》、《五箴》、《召悔》、《求阙斋记》、《纪氏嘉言序》等。 　　文人雅士之间自然少不了谈诗论文。身处翰林以后，曾国藩与何绍基往来颇多，何绍基，字子贞，湖南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宋诗派的代表人物。对曾国藩颇多奖掖，曾以自己最喜爱的梅花图向曾国藩索题，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4]以翩翩词臣处翰林养望之地，又得前辈青眼相看，曾国藩前期对诗歌用力多于古文，但于古文亦颇为用心。嘉道年间，桐城派是宋学重镇，曾国藩从唐鉴问理学时，唐鉴已告知桐城义法，而且时梅曾亮在京城，跟随问学之人颇多，包括与曾国藩相交的龙翰城、邵蕙西等，曾国藩不可能不向其讨教。梅曾亮，字伯言，道光二年进士，姚鼐门下四大弟子之一，在京二十余年，传播桐城义法，问鼎桐城。曾国藩诗集中有《赠梅伯言二首》末尾有“上池我亦识源头，可奈频过风日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我也知道桐城派的渊源，但怎么比得过我频频去拜访先生呢？由此可知，曾国藩经常向梅曾亮请教作文之道。曾国藩的好友中不乏汉学中人，如何子贞、刘传莹等，这些好友让曾国藩有机会识得汉学门径，为以后沟通汉宋打下基础。 　　经过六年的努力，曾国藩以理学新秀和文坛精英的面貌崛起于政坛，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二年，六年时间曾国藩遍任五部侍郎，期间于经世之务非常用心。“公每绾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滞。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槽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5]、“公兼摄刑曹，职务繁委，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益无虚日。退食之暇，手不释卷，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分汇记录，凡十有八门”[6]。仕途得意的同时，曾国藩内心却很苦闷，与京城中哪些雍容养望之人不同，他来自社会底层，对国家窳败带来的民生多艰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当他有发言权的时候，他显得急切而又憨直。从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除去必要的谢恩折子，曾国藩上了五道奏章，分别是《应诏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