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秩序论角度看辛亥革命.docVIP

从政治秩序论角度看中国近代化 “本书标题中所用的‘政治秩序’一词，指的乃是一种目标，而非某种现实。” 这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英文版前言的第一句话。 虽然亨廷顿先生在此书中讨论的对象主要是二战后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但一些共同的特质使相关理论同样能对1840年至1919年间的中国近代化尝试做出解释。这些特质包含但不限于价值观的断裂，制度的崩溃和重构，新旧组织的代谢（以及组织内部的代谢）等。 在第一章中，亨廷顿提出了其总的观点：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能够有效治理的国家与失败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 类似地，我认为能够有效治理的国家与政治腐朽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对任何一个稍具理性的人来说，一个拥有至少2亿的人口和近100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不算太糟的政府，被区区几艘战舰和几百上千士兵打败，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倘若当时的清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英国人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踏上中国的土地攫取利益。 而这事情确实发生在1842年的中国。其结果就是中国古代史结束，中国社会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单从鸦片战争这一场极不对等的战争来看，并不能得出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孰强孰弱的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知道的，那就是清政府本身的腐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协调、战和不定的态度、贪污腐败等等。正是由于政府的腐朽导致国家的力量不能得以充分发挥，以至于无力应对外来的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侵略。 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史开始，近代化的价值观念、制度设计、组织结构作为西方列强侵略的伴生物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 中国的封建制度得以延续两千余年而不灭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它的高度制度化，亨廷顿在书中这样讨论：抛开对体制本身的极力维护，旧有的组织在目标的改变与适应方面往往比新生的组织做得好。这不难解释为什么最先一批开眼看世界乃至发展洋务事业的是清王朝内部的廷臣疆吏：他们一方面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在这一西人入侵的大变局大转折时期，旧有的权力格局极可能被打破，往日处于权力边缘的他们可以借此机会谋求在体制内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其他人面对新事物的保守和不作为，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对新事物所代表的资源形成了“垄断”，因而更有利于他们取得权力（或社会影响）。 对他们来说，办洋务是取得权力和财富的极好途径；对清王朝来说，“企图把眼前的权利和其它利益扩大到顶峰的官员们，从长远来看恰恰是削弱了他们的制度。”随着洋务派军工企业、民用企业的开办，加上原本就存在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旧有的经济格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走上解体。根据亨廷顿的观点，虽然政治和社会稳定往往促进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政治和社会趋向稳定，两者在更多方面呈现的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性。于是洋务派的官僚资本、新生的民族资本、破产而成为劳工的原小农……从未有过的经济实体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他们的诉求不可能在旧有的体制下得到满足，最终势必走上政治道路以扩大在社会中的话语权。虽然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但洋务派在各地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某种意义上已经开始破坏旧社会“登科及第”这一“刚性需求”，社会意识形态正随着西方势力的外部刺激与体制内的这些不安定因素的内部刺激发生变化。人们对男耕女织生活长期以来的“偏好”（因为并无其他可选项），也逐步发生转移。这些变化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公费留学生、以及大批自费留学生的出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往后一个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各个舞台上的活跃分子。 其中就有早期维新派。以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追随林则徐、魏源等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的步伐，在政治领域开始要求变革，他们要求设议院、废八股、兴西学、办实业，体现了上升中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要求。 但他们在政治领域的要求，以及后来的维新派、革命派等诸多新生势力在政治领域的要求，用亨廷顿的理论看，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可能产生大的影响，反而只可能使政局动荡、社会混乱。因为不论是仿效英国实行君主立宪还是仿效美国实行民主共和，其目的都是限制权力的过于集中，但对当时的中国，需要的并不是权力分散的政府，而是一个能接受新观念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想想明治天皇，想想俾斯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被大大破坏，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清政府对外无力反击，对内强力镇压。在这一局面下，对旧有体制的改革，照亨廷顿关于“适应性——刻板性”的论述，从内部改变清政府是不现实的，但这不妨碍维新派等人的行为（他们是传统意义上讲的高级知识分子，但又受过西方思想的影响，他们首先用“公车上书”这一举动使知识分子开始独立登上政治舞台，而并非像过去那样融入统治集团）。从外部树立一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