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结核体验下作家创作文.docVIP

肺结核体验下作家创作文 　　苏珊·桑塔格在她的著作《疾病的隐喻》的开篇中提道：“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个王国的公民。”诚然，从古自今，我们人类都是徘徊在健康王国与疾病王国的居民，而其中有种疾病与人类特别“有缘”，即结核病。 　　结核病又称为消耗性疾病（Consumption）、痨病（Phthisis）等，这一病症的最常见形态为肺结核。这种疾病的出现几乎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远古阶段，甚至根据考古学家对埃及和秘鲁木乃伊的躯体组织及史前时代遗址和墓穴中发现的骸骨进行研究表明，结核病的病原菌和这种病造成的病变在彼时就已经在人类身上出现和传播。人们虽然知道这一病症的存在，对结核病这一对人们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威胁的疾病也在逐步增加了解，不过发现真正的治疗方法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在拥有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法之前，医生多半只能建议患者注意养生和饮食，要求患者居住在空气清新的高处或者是温暖的疗养胜地，注意避免劳累，依靠外部调节来缓解病人的病情。1882年，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发现了结核杆菌，证实了它是引发各型结核病的病因。这一发现使人类在结核病治疗史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彻底治愈这一疾病则要等到1944年链霉素被发明以及1952年异烟肼被采用才真正实现。 　　与“黑死病”相对应，在20世纪中叶以前，肺结核曾一直被称为白色瘟疫（White Plague），其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程度比较今天的癌症和艾滋病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一种人们闻之色变的“不治之症”，且具有传染性，它既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恐惧，但与此同时，肺结核也通常留给人们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无尽的神秘性；它也因其自身的矛盾对立性而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张力：它既是属于匮乏贫困条件下生活的穷人的病，也是忧郁文雅的贵族病；它既会让人联想到苍白、咳嗽、瘦弱单薄的形销骨立，又会??患者带有罗曼蒂克式的感伤和柔美的风流体态。在肺结核背后，我们不仅可以发掘丰富的文化背景，同时这种疾病对许多作家及其文学创作都产生了细微而深刻的影响，文学中的肺结核也总是被当作一种更加深层的病症来解读，总之，文学史中的肺结核的确是个诱人且值得深思的话题。 　　毋庸置疑，任何文学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疾病作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常在体验，常常将人置于极端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而需要投入精神和身体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不仅似乎比常人更加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和侵袭，患病作家的疾病也会给他们的文学创作的主题与风格等造成很大影响。纵观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肺结核曾降临到许多作家头上，是文学艺术史上最为常见的“痼疾”，正如济慈对雪莱所说：“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我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人们甚至根据文学家和音乐家中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数众多而将肺结核称为“艺术家之病”，而这种病症一旦击中作家，就会加速燃烧作家的生命，根据苏珊·桑塔格的说法，“结核病的发烧是身体内部燃烧的标志：结核病人是一个被热情消耗的人，热情销蚀了他的身体。”因此，作家在这种燃烧状态的极端化生命体验中更容易超越俗世，进入沉思默想的境界，经常徘徊于希望与绝望、亢奋与虚弱之间。 　　济慈：燃烧的生命与浪漫的审美 　　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性诗人约翰·济慈的墓志铭上写着：“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对这句话的翻译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其中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济慈是在意大利疗养院治疗其肺结核时不幸去世的，离开人世时济慈才二十六岁，哪怕是和同样英年早逝的雪莱、拜伦相比，济慈仍是最年轻就离开了人世的诗人。因此，他昙花一现的生命就犹如水上的文字，来一个波浪轻轻冲击，就消失无形了。 　　家人（母亲和弟弟）因肺结核而过早地离开了诗人，使得济慈很早就开始探索死亡，思考生命的短暂，并在诗歌中不时表露出对艺术永恒的追求和生命太过短暂的矛盾。而诗人本人也同样患有肺结核，因此，他在《假如再给我十年》中吟唱道： 　　呵，但愿给我十年，使我得以 　　浸沉在诗歌里；那我就要去 　　从事我心灵所拟定的业迹。 　　加速燃烧的生命让诗人不仅更加主动地思考死亡，而且更加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正如他在《每当我害怕》一诗中写道： 　　每当我害怕，生命也许等不及 　　我的笔搜集完我蓬勃的思潮， 　　等不及高高的一堆书，在文字里， 　　像丰富的谷仓，把熟谷子收好；每当我在繁星的夜幕上看见传奇故事的巨大云雾征象，而且想，我或许活不到那一天，以偶然的神笔描绘出它的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