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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掩埋历史话语与生存本相再现 　　英国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红王妃》通过历史取材，“重述”边缘话语。她挖掘处于边缘地位的历史人物被掩埋的话语，展示众多受压迫女性的心灵史，揭示女性受男权社会支配的历史生存本质。她以边缘话语质疑主流意识形态，在颠覆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解构了“大历史”的客观性，同时把作为“他者”的女性从历史舞台的边缘推向中心，体现了她消解旧历史主义中心论的观点。 　　历史；重释；再现；颠覆；重塑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2-0061-02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1939-）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女作家，她的许多作品主要关注知识女性对女性理想身份的探索，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近年来国内学者多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她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的作品。她于2004出版的力作《红王妃》在创作内涵和创作技巧上比以前有很大提高，她打破时空界限，使辞世两个世纪的鬼魂红王妃与其现代替身芭芭拉？霍利菲尔掌握话语权，进行过去与现在的对话，采用后现代主义创作技巧，揭示了跨文化的共同的人性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还未充分关注这部意义深刻、创作技巧高超的作品，就国外学者而言，仅印度学者奥卡？辛辜（Alkali Singh）从叙事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简略分析[1]（187），认为小说的两个部分是平行关系；在国内还尚未有对作品的相关评论。笔者认为，德拉布尔的《红王妃》取材于朝鲜历史故事，关照当代社会，采取了新历史主义创作策略，本文拟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阐释作品蕴含的深刻内涵。 　　作为对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合，新历史主义在文学历史领域中重新阐释政治权力话语。它将颠倒的历史重新翻转过来，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权力结构加以重新认识和自我关照，反思人性的自觉意识和现代文化中的意义存在。在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蒙特洛斯看来，新历史主义实现了一种文化转向，它从社会政治历史维度对文学进行文化反思，重新书写文学的审美层次和意识形态层次，对文本的解读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也成为今天与过去的对话。[2]（415-459）《红王妃》通过历史取材，“重述”边缘话语，对中心话语进行挑战、质疑，并试图实现对意识形态的重塑和巩固。小说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已过世200多年18世纪的朝鲜王妃以第一人称讲述其王宫生活的沉浮。18世纪的朝鲜处于封建时代，李氏王朝仍旧保持着古老的社会传统。1744年红王妃十岁时嫁给王储思悼，从此伴随丈夫经历了诸多坎坷。因为父王英祖对思悼的过分苛求使思悼陷入疯狂，做出了许多不轨之事，未及做国王便被父王赐死，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壬午事件”。之后她的儿孙当上国王，她得以安度晚年并写下回忆录。王妃悲叹自己命运不济，被政治权力和社会礼仪控制。第二部分的背景是当代社会，牛津大学的女教授芭芭拉飞往韩国首尔参加一个会议。与她自己的生活并行的内容—— 一位疯狂的丈夫，一个死去的孩子，深深被王妃撰写的《王妃回忆录》吸引，试图挖掘王妃的深层情感生活。在朝鲜，她参观了一些王妃曾经走过的地方，与学术权威占范发生了一段婚外情，最后以她与占范的妻子共同领养了一个孤儿告终。 　　德拉布尔展现的这个拼贴画——从近代朝鲜王宫的私人空间到现代学者身心的秘密——将相隔两个世纪两个女人的个人历史与国家历史交织在一起。通过展现红王妃和芭芭拉的命运，德拉布尔再现了处于边缘地位的历史人物被掩埋的话语，揭示了女性受男权社会支配的历史生存本质。她通过红王妃的自述向主流意识形态挑战，重新阐释朝鲜18世纪后期的历史，再现被正史掩埋的“野史”。芭芭拉的经历揭示出当代知识女性遇到的与红王妃相似的问题：疯狂、两代人的交流障碍、母爱、女性对自由的追求等。德拉布尔试图通过古今人物的并置进行今天与过去的对话，揭示跨时代跨文化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共同的人性问题，在颠覆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德拉布尔试图重塑现代意识形态。 　　一、被掩埋历史话语的再现 　　对新历史主义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的福柯说过：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通过言语再现那些被掩埋的话语，他们存在的意义不取决于他们看到了什么，而是他们重述了什么，取决于他们用新的言语重述大量被掩盖的话语。[3]（167）海登？怀特的元历史话语理论认为，必须将对历史的理解看作一种语言结构，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价值。这种重叙事结构、重意义想象、重语言阐释的“元历史”是获得真实意义的唯一途径。因为历史事实不是“真实”，事实存在于历史中，可能与任何观念结合，而历史“真实”只能重现在追求真实的话语阐释和观念构造之中。[4]（123）红王妃在世时从来没有话语权，被压抑了一生，在史书上被一笔带过。虽已辞世200多年，却不甘寂寞，以一个鬼魂的身份控制了小说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