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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说理问题实证分析 　　【摘要】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五年改革纲要》，裁判文书说理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探讨的一个热点，但时至今日，裁判文书制作质量改观有限；笔者以为，局面未曾根本改观的原因在于，理论的供给和实务上的需求存在着脱节，两者缺乏实证意义上的对接；本文以裁判三段论的解构作为研究的视角，从实证的维度对裁判文书说理的两个核心问题“裁判文书预期受众”、“裁判文书说理指向”进行论证，并试图构建裁判文书说理的一个基本模式。 　　【关键词】裁判文书说理；程序正义；自由心证；预期受众；裁判三段论 　　1.引言 　　“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从英美法国家的司法实践看，一份说理充分、论证翔实的裁判文书正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彰显着诉讼的正义。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增强裁判文书说理的司法改革目标，但时至今日，就法院系统裁判文书制作质量整体而言，情况不容乐观，有关法院判决书制作粗劣的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①。笔者以为，局面未曾根本改观的一个原因在于，理论的供给和实务上的需求存在着脱节，两者缺乏实证意义上的对接。理论界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论证裁判文书说理的必要性，对于实务上的操作规程则鲜有论及，指导意义不足。本文试图以裁判三段论作为研究的基本维度，以若干优秀判例作为研究样本，以期对裁判文书说理问题构建提出一个基本的模式。 　　2.裁判文书在法治生活中的应然地位 　　（1）裁判文书与程序正义 　　关于程序正义，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给出如下的诠释：“任何权益受到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有权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并且应告知控诉的性质和理由……合理的告知、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以及提出主张和辩护等全部体现在程序性正当程序中”。② 　　程序正义尽管是英美法的概念，脱胎与英美法特有的历史背景、法律传统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但司法证明作为人类认识活动一个特殊领域，其反映的内在规律具有内在统一性。中国作为法治后发国家，批???与借鉴是实现法律现代化的一个捷径。而且考虑到中国“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制传统，以程序正义为为指导重构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框架就愈发具有高屋建瓴的意义。裁判文书事实上发挥了“排泄、吸附、挥发纷争，执行、阐释、创制法律，凝结、体现和培养法官素质等方面的功能”，③其与诉讼程序的天然联系是不言而喻的。法官作为司法证明活动的主体，其证明活动的逻辑判断过程是通过裁判文书体现出来的。现代法治要求程序公开与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所以，裁判文书（在程序上表现为宣判环节）的说理事实上承担了对合议庭评议过程予以强制公示这样一个基本的程序功能。 　　（2）裁判文书与自由心证 　　关于自由心证的精神实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李学灯教授作了专门的考证，他认为：“所谓自由心证，其实质即对证据的自由评估，‘评估是方法，心证是结果，由评估而得心证’。自由评估，系对机械评估（法定证据制度）而言，意在不受法定或机械方法的束缚而为自由正确地评估，借以获得正确的心证，不得违背论理及经验的法则”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和行政诉讼证据的两个规定，都要求法官“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经验生活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独立地进行判断”⑤。该规定前半段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后半段则明显地倾向了自由评价模式，完全可以视为我国自由心证在立法上的一个肇端。 　　对证据的自由评价是现代司法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自由裁量不等于为所欲为，更不能成为司法擅断的口实。对裁判文书说理性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制约法官自由裁量的功能，裁判文书的公开性要求则使这种力量得到强化。“只有充分认识司法权的能动属性与消极属性，即现代法治要求司法权既是自由的，又是受到理性规制的这一特征，才能在制约司法权的同时，为司法裁量设置合理的制度空间，在立法与司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⑥ 　　3.裁判文书的预期受众分析 　　（1）当事人 　　当事人作为裁判文书的预期受众是毫无疑问的。不论具体诉讼模式如何，审判活动的最终指向都是围绕当事人展开的，当事人作为裁判文书的预期受众，在逻辑上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结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法官来说，尽管不自觉，这在目前其实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事实上更多地把当事人以及普通民众作为自己判决书的预期受众。他们的论证实际上受到了心目中的预期受众的影响。应当说，这种定位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对于初审法官来说，判决书应当首先让案件当事人明白”⑦。 　　（2）代理律师（或刑诉中的辩护律师） 　　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反映在诉讼上，就是的诉讼法律关系的复杂化和诉讼活动的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