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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崎岖蜿蜒道路上 　　电视技术的发明距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作为一种媒介，伴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它巨大的影响了人类的文明。新中国自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播算来也已经有55年的历程，弹指一挥间，我们已经进入了新媒体时代，包含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何去何从已经成为连普通大众都可评论一二的社会话题。谈起电视，大多数人很难清晰地认识到它的复杂性。从电视发明的那一天起，它就是技术和内容的统一体。而随着其产业化的进程，又发展成为制作和播出的产业链条。技术、内容、制作、播出成为电视产业当中互生互融的有机体。 　　制播分离概念来自于英文Commission，最早起源于英国，原意是指电视播出机构将部分节目委托给独立制片人或独立制片公司来制作。在中国，制播分离几经沉浮，越来越像是微信里交友的漂流瓶，能不能成要看运气。电视的本质是一种媒介，天生带有新闻性和娱乐性。其新闻性决定了电视媒体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结合。即使在所谓新闻自由的西方社会，电视也始终或明或暗的受到政府制约。而在我国。电视新闻为喉舌，为宣传，更无法有自由之身。对电视产业而言，要想过好日子就要盈利，而新闻的政治性，使其盈利空间很小，要想挣钱必靠娱乐。制播分离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在于让制作人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让娱乐节目的创意有无限的可能，同时创造出最大的盈利空间。 　　中国的电视台与西方的不同之处，有一个很突出的表像：数量。我国广电行业是“四级办台”的体系，这决定了出现数量庞大的地级电视台。西方国家的地方电视台一般作为大的传媒集团的附属电视台存在，其规模很小，主要负担播出及地方新闻的制作。而在我国由于城市级别以下的电视台一般都与地方政府紧密相连，其规模都相当于中型企业，动辄上千人，即使是县一级电视台也都有自己独立制作的电视节目。谁不想过好日子呢，人员负担成为地级以下电视台的主要矛盾之一。随着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革，将娱乐性节目推向市场，并将相关人员转企也是目前制播分离的重要目的。电视台减轻负担，节目制作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可以运用更多的市场手段和资源，理论上，制播分离具有很大的优势，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电视产业的独特之处，制播分离对于地方电视台而言又有很多的现实难题。 　　青岛电视台可以说是中国地方城市电视台的代表之。作为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龙头城市之，青岛电视台也是国内发展比较早的城市电视台。从整体规模、节目内容、本地市场占有率、年产值等诸多数据来看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青岛电视台有员工1000多人，8个自办频道，年广告收入3.5亿元左右。2009年开始，广电总局推进广播电视的制播分离改革，同时，城市电视台受到央视和卫视的双重挤压，电视剧市场收购价格不断升高，新闻节目制作趋于饱和。上有政策干预，下有市场需要，2012年青岛广电影视传媒集团成立，将原青岛电视台广告、市场及新闻节目以外的大多数栏目以公司化运作，面向市场，集团控股的形式进行制播分离的改革。至今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可以说希望与困难并存，未来之路还有待探索。 　　自推进制播分离以来，以公司化运营方式，制作综艺类节目近10档，有两档节目已经停播。整体收视率在1个点以下，可以说还未能真正带来收益。尤其是综艺节目一般以演播室内节目为主，相应投入产出比较低。相对来说，低成本的节目反而效果较好。例如 　　档名为《一见钟情》的相亲类节目，以外拍的形式，表现成年男女相亲的心态及反应，制作方式相对简单，收视率在1.5左右。可以说，演播室内节目要求大投入大产出，对节目资源、制作能力都有较高要求。而城市电视台一直以新闻为主，综艺节目制作人才匮乏，对节目制作的把握很低，能够掌握的资源又十分有限，目前还很难看出有好的解决方案。 　　众所周知，电视取决于平台。从受众上讲，无论你是哪一家电视台，对于观众，都是遥控器上的一个按键。可对于电视台而言，节目是自己的产品，产品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入。而制作电视节目的资源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生产资料情况下，必然产生卖方市场。这导致对于平台比较低的地级以下电视台而言，投入是有天花板的。更何况即使破除万难加大投入，由于平台限制，产出也是有天花板的。投入加大必将导致性价比的不平衡。不挣钱的事又怎么能干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教授曾指出：将部分内容制作资源从现有的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进行公司化改造以增强其市场活力的做法与制播分离完全无关，而仅仅是通过剥离来完成内部分工或体制改造，通过重塑市场主体，来完成未来更高层面的资源整合和产业整合。所以他提出中国现在进行的所谓“制播分离”实际上是“一台两制”。 　　从笔者看来，作为电视从业人员，制播分离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无非盘活资产、减员增效。对城市电视台来说，由于市场比较单一，制播分离后节目制作单位的产品一般也只能以城市电视台为销售对象，如果节目制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