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正面报道负面效应.docVIP

透析正面报道负面效应 　　全面接受对事件的正面报道，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范式。但随着网络信息的覆盖以及自媒体等新的传播方式的涌现，民众的信息获取途径猛增，民众也不再局限于通过单纯的正面报道来对新闻事件进行评判。正面报道的负面效应即在此种条件下被突显出来。 　　“正面”和“负面”本是一对反义词，媒体对新闻事件进行正面报道，其本意是促进社会和谐、带来正面效应，那为何反而经常会引发负面效应呢？究其原因，身为作者的新闻人以及身为读者的广大民众均不能免责。 　　一、正面报道产生负面效应的原因及表现 　　首先，特殊历史时期负面事件的正面化报道 　　在此，举一个极端的例子。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军民大力支援下，唐山灾区人民以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英勇抗震救灾”的通讯。该篇报道中既没有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也没有财产损失情况，有的只是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民众的英勇救灾。这是一篇极为典型的负面事件正面化的报道，虽然该篇报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已经不具有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但在今天，新闻人将负面事件进行正面化报道依旧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自然灾害发生后，民众最急切获知的信息便是伤亡人数，报道中避而不谈，反而催生民众去查究灾难背后可能存在的失职、渎职等行为，引发民众对该正面报道的负面评价。 　　其次，正面报道扩大化往往是新闻人在报道中习惯的方式 　　尤其是在报道人物时，“高大全”似乎已然成为典型们的标配。例如：为将一名辞职照顾残障学生的老师树立为典型，而刻意隐去其收取学生家长看护费且看护费用远高于老师工资的事实。为突显某位灾难亲历者的大公无私，而刻意杜撰或者扩大其参与救援的情节。新闻人在报道人物时，一定要秉持一种态度，即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只有切切实实地关注“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辩证地品评，才能引发读者的共鸣，进而在读者的心中产生对报道的确信。如果只是一味地树立毫无瑕疵、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楷模，势必会使读者内心产生怀疑，进而引发正面???道的负面效应。其实，与完人相比，有血有肉的平常人对广大民众来说，更具亲和力，更具说服力，更具指引力。 　　第三，从受众的角度来看，阅读天性与认知偏差也是正面报道产生负面效应的原因 　　早在1890年，美国学者萨缪尔·D·沃伦和刘易斯·D·布兰戴斯就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做出了这样的记述：“长舌妇不再是有关懒散、堕落新闻的源头；造谣已成为一种与现代工业相伴随的厚颜无耻的行当，为了满足色情体验，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性关系的细节；为了迎合低级趣味，报纸不厌其烦地制造流言。”可见，媒体对于负面报道的追捧是受民众的阅读天性指挥的。但当今天的媒体一味进行正面报道，就在现实与天性之间嵌上了一道裂痕，势必会使正面报道产生某种程度上的负面效应。另外，每个个体的辨识能力、心理预期、文化背景、情绪等均不相同，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面对同一个新闻事件时，客观的新闻报道要接受主观的评价，毕竟众口难调，不能苛求新闻人的报道不受到任何人的负面评价。 　　最后，无论是新闻人还是受众，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而社会整体的某些惯常化做法对正面报道带来负面效应的现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例如：2007年9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播出了特别节目《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节目中特别强调三鹿婴幼儿奶粉质量过硬。但2008年末三鹿的破产以及相关责任人的接受审判对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而言无疑是一记重重的耳光。其间的 “公关”和“游说”不难看出。这样的报道查究的是新闻人的职业伦理，考量的是民众的价值判断。 　　围绕着正面报道的负面效应问题，我们既关注了作为个体的新闻人以及受众，又关注了作为整体的社会本身。个体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拥有着自身的特性以及整体的共性。一方面，社会赋予新闻人传播文字和图片的特殊权利，而权利与义务是相统一的，这就要求新闻人履行忠于自己职业的义务。另一方面，置身于社会中的新闻人，难免遭遇“公关”与“游说”，这就要求新闻人拿出无畏的勇气与敬业精神，为民众呈现出一幅真实的图景。 　　二、新闻人——求索的瞭望者 　　“倘若国家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及时发出警告。”马克思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曾说过：“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可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新闻的使命、新闻的价值、新闻的意义都是其他一切所难以企及的。 　　回首新中国成立60余年的历史，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力宣传孟泰、郝建秀等劳动模范，到80年代飞机失事等负面信息一般不见报，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