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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学与专制没有必然联系 　　摘 要：儒学与专制的关系一直是学界论争的热点，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儒学与专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儒学之所以被误认为和专制有必然关联是在它成为官方哲学后被术化的结果，从它的精神实质方面看儒学是反专制的，即使在它成为官方哲学后仍然对封建专制起到了限制作用。 　　关键词：儒学；专制；精神实质；反专制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061-02 　　对儒学与封建专制的关系，学界一直存在争论，经过详细考察与梳理，我们认为儒学与专制不存在必然联系，为论证这一观点，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从儒学的产生看，儒学不是为政治服务，更不是为专制服务；第二，儒学后来确有被专制利用的部分，但儒学的被利用是术化的结果，不表明儒学的本质如此；第三，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后，仍对封建专制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一、从思想与社会的关系看，儒学与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 　　孔子创立的儒学产生于春秋末期，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出现严重变动的社会：周天子的权威出现动摇与衰落，王道丧失；周礼所规定的伦常秩序紊乱，人们的正常生活丧失了依托。孔子对这种局面深感痛惜，他立志依据周礼，以继承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己任，恢复正常的人伦秩序。可见孔子创立儒学的着眼点是人类正常社会的建立，即人怎样才能过上正常有序的社会生活，其基本途径是恢复周礼，重构伦常秩序，故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说。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儒学反映了西周的社会性质，西周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儒学的实质和发展取向。这恰是从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做出的基本论断。 　　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前人已有明确的界定，且已形成共识。如杨向奎先生说：“西周是‘宗法封建制’，西周大宗是最高统治者；小宗是自由平民、士，他们是国人的主要成分；而野人则是受奴役的殷人”[1]。许倬云对西周社会则做了如下描述“周君和各种不同等级的大夫们组成了诸侯国中的权力集团。他们统称为贵族，……次于权力集团的阶层是士”[2]8，“真正的生产者只是那些??人和亲自耕种土地的士……庶人有义务在土地上劳动来养活那些上层阶级的人”[2]10。从两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周社会是一个由大宗共同统治的宗法共和制社会。其中士、自由平民、殷商没落贵族为国人，下层的士、庶人和受奴役的殷人为生产者。西周社会既然是大宗共同执政的宗法共和制，必然不会形成周天子的专制统治，相反在周王朝发展的后期，由于分封的诸侯国势力的膨胀，周天子的权力被削弱，逐渐丧失了统治权，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此外，国人在政治上也有一定地位和权势，如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就是很好的明证。社会存在决定思想状况，西周既然不是专制社会，立志要继承周礼的儒学就不可能和专制有必然的关联。 　　孔子思想产生之初，其关注最多的是“周礼”，以及如何利用“周礼”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孔子早期即以“知礼”闻名于世。但他在推行“礼”，希望以“礼”改变社会现状的进程中，处处碰壁。这就迫使他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根源，并发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感慨。这一时期，孔子认识到“礼”作为外在规范，要想推行无碍，还要靠“仁”的内在自觉来保障，即“仁”是“礼”的内在根本，“礼”是“仁”的外在体现。但这时孔子思想的重点刚从“礼”转向“仁”不久，仍非常重视“礼”，故有“克己复礼为仁”之说。孔子思想发展到中期，已不再以克己为仁，因此原宪问孔子“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孔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子贡问仁时，孔子答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到了晚期，孔子明确指出“仁者爱人”。可见，孔子的思想由重“礼”，到“忠恕之道”的提出，再到“仁者爱人”思想的成熟完善，“仁”成为其学说的主体，在“五常”中以“仁”统摄其他。其后的儒家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落实在政治上，发展为“仁政”、“德治”等思想，强调统治者要重民、爱民，对百姓要“富之”、“教之”，反对以武力压迫百姓，体现了反专制的精神。 　　儒学和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从实质上讲，它是反专制的。而儒学之所以被认为与专制有必然的联系，和它后来被专制统治利用有关。 　　二、从儒学的精神实质看，儒学和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 　　儒学被误认为与专制有必然的联系，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基础，和儒学后来被专制统治利用相关，而儒学被利用是儒学被术化的结果，不表明儒学的本质是专制的。儒学被术化源于西汉，董仲舒为了求得儒学的生存权，有意无意地改变了原始儒学的一些精神实质，做出了一些有利于专制统治的思想变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三纲”思想。董仲舒把“三纲”引入“五常”，以“三纲”来统摄“五常”，强调上对下、强对弱的控制，强化专制思想，并把这种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