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电影女性经验与影像伦理双声重唱.docVIP

李玉电影女性经验与影像伦理双声重唱 　　[摘 要] 李玉作为当代中国影坛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导演，其十余年影像叙述风格演变轨迹的得与失，告诉我们“中国式”女性主义电影基于民族文化传统和本土观众的审美趣味，不能仅拘囿于纯粹女性性别意识范畴进行女性经验的影像叙述，而必须既立足于女性立场和女性意识及经验的性别特质，但又须超越女性单纯的性别认知，赋予女性经验以更加丰厚的社会、时代、人文信息，因而，给富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影像叙事带来更具建设性和可接受性的影像伦理诉求。 　　[关键词] 李玉；女性经验；影像伦理；双声重唱 　　“我喜欢表达[我还在]的这个时代。” 　　“生命的本质，就是苍凉。故事是假的，但心理依据是真的。” 　　“在电影表达本身，我很骄傲自己的女性眼光。”[1] 　　——李玉如是说 　　当一个感性而又不失深度的女性导演，用其导筒下的影像向我们娓娓道来其关于女性生命个体经验表达的时候，我想这其间肯定会有许多问题是颇为耐人寻味的。李玉迄今为止，共创作了五部影片，即2001年的《今年夏天》、2005年的《红颜》、2007年的《苹果》、2010年的《观音山》和2012年的《二次曝光》，这五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内容和人物命运各有不同，影像风格在纪实与梦幻之间也有差异，但一以贯之的是对女性生命经验的影像叙述以及所折射出来的导演的一份人文情怀与深具时代性的思想内涵，因此，对其影像的评鉴，无论是在勾勒李玉导演个人的电影叙事轨迹及所蕴涵的内在创作规律层面，还是就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电影的存在、甚而整个当代中国电影创作的伦理诉求及价值定位，都具有双重与多重的意义。 　　尽管李玉从来未曾刻意标明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但我们从她的导演自述中，不难理会其影像创作的“伦理与女性”的双重视角，或许正是这种既秉持影像叙述伦理诉求的艺术勇气和自觉，又忠实于直觉与微细的女性经验，而赋予了李玉电影以独特的魅力。当然，李玉铸成这种影像风格是有一条清晰的创作轨迹可寻的。 　　《今年夏天》讲述一个女性“同志”的故事，被喻为大陆表现女同性恋的第一部电影，这在习惯了男性视角或???“大叙事”的中国当代影坛显得十分“另类”，李玉创作勇气可见一斑，但也得承认该影片过于拘泥在“女性自我”内心经验的表达，一个呈现两性撕裂的紧张关系而屏蔽了更多社会人生内涵的女性故事，当其面向电影作为大众艺术的制度性审查和市场票房的命运时，其结果不难预料，尽管如此，其在诉说女性经验的独特性层面还是值得肯定的。从影像写作的个人性来说，《今年夏天》无论就故事题材的选取还是镜头语言的摆弄，确已初露锋芒，只是对于一个24岁的年轻人来说，或许受制于人生阅历及生命体验的单薄与执拗，由于切断了故事跟时代、社会及文化的必然联系，只是更多地躲进了一个女性经验的内心世界，而且是一种相当边缘化另类性的女性性别意识的内心体验，来进行影像诉说，则未免有特殊“小我”的呻吟之虞，而这同电影的大众性恰是抵牾的。在我看来，没法让观众读出普遍性蕴涵和共鸣性情感的故事，在影像叙述中当慎用，而李玉的首部作品恰恰犯了这样的创作“大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到相隔4年后《红颜》的出炉，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李玉从影像内容到影像形式的更加成熟，影片还是着眼于女性不公平命运的影像言说，但已经走出了边缘化另类性的女性性别意识的羁绊，把女主人公命运遭际的叙说放到了更加宏阔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传统的背景上去体认和表述，这无疑给影片带来了更为深厚的社会批评与文化省思的力量。一个未婚先孕产下一子的农村少女，其在世俗眼里的生活道路之艰辛，影片演绎得细腻真实而极具人性的穿透力。综观全片，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两点，这两点也正是最富影像的思想批判力所在。一点是势不两立的两性关系，特别是影片中的男人，不是始乱终弃的不负责任者，就是贪婪女色的无耻之徒，就连片中孩子对女主人公的施以援手，似乎也不脱男性荷尔蒙懵懂的催化作用所致（片中小男孩偷窥洗澡可作佐证）。片中女主人公父亲的离世缺席，恐怕也是导演刻意的设置。总之，《红颜》中的男人真没有一只是好鸟，这种人物关系的处理，足见李玉基于女性立场对男性世界的一种近乎绝望的批判和审视。但影片另一点表意最为绝妙深刻之处，还不是对男人的全然否决和摈弃，而是女主人公母亲形象的刻画，母亲是名教师，教师是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但就是这位教师母亲对女儿的不理解和冷漠相向，作为最后的推手将女主人公赶上了离家出走的最后一班列车。同属女人，又是文化人，母亲的选择是不是隐喻着男权意识和男权文化是何等的深入人心、威不可敌，其主宰下的女人命运，是否只有或逃离或俯首的不二选择？影片最后女主人公奔向一列呼啸而至的火车，又让我们想起了鲁迅先生评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的话，出走了又能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去。虽然时代进步了，我们倒也没必要对女人命运如此这般的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