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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献章及其门人隐士传统 　　. 　　摘要：明代广东儒学在陈献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股隐士风潮。这与陈献章哲学思想中对于“静”和“自得”的推崇有关。隐逸对于陈献章来说是一个为学的必要阶段，只有通过隐逸达到不以功业为挂碍的境界，才可以自在地出仕或不仕。陈献章门下几位隐士的表现，体现了其为学之道的艰难。 　　关键词：陈献章；广东儒学；隐士；处士；理学 　　中图分类号：B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077?04 　　有明一代，隐士风气有式微之势。《宋史?隐逸传》中记载了近50位隐士，有学者统计，宋代知名的隐士至少有300多位。而《明史? 隐逸传》中却只有12位传主。根据《明史?隐逸传》之序，文学行谊可称者，已散见诸传，《明史?隐逸传》只选取了“贞节超迈者数人”，因此以张海鸥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明代的隐士风气不如前朝即是不争的事实[1]。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代广东儒生中所呈现出的一股隐士趋向就显得尤为独特。虽然这些人并没有被收录于《明史? 隐逸传》，但是其所为与一般定义上的隐士并无不同。根据《明儒学案》卷八《白沙学案》的记载，这一批隐士几乎都是白沙先生陈献章（1428―1500）（以下简称白沙）的追随者。以白沙为代表的岭南儒学在明代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早已为学者所公认。这一隐士群体有着什么样的特点？究竟陈献章的思想对于这一隐士群体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发现他们对仕途态度的思想原因。 　　一、陈氏之作为隐士的基本理由 　　白沙作为明代广东儒学的先驱，“上承陆象山，下开王阳明，是程朱理学向心学过渡的转折点”[2]（39）， 其哲学当然是这一隐士群体的思想之源。而白沙之学的要点，正如黄宗羲所指出的那样：“其吃紧功夫，全在涵养。”[3]（79）至于涵养的内容，则是所谓的善端。白沙曾对学生说过：“夫养善端于静坐，而求义理于书册，则书册有时而可废，善端不可不涵养也。”[4]（975）这明确指出涵养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善端，而涵养的功夫则是以“静”为最基本的途径。 　　白沙云：“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4]（133）这意味着道德境界的涵养与提高之关键并不在于外求。尽管几乎每一个研究白沙的学者都曾指出“心”和“静”在其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性，也肯定其通过“反求内心”的功夫达到超道德自然境界的主张之意义[5]（252），更有人因此认为他是明代思想创新的先驱[6]（244），但是据笔者所知，似乎并没有学者将陈献章视为隐士。众所周知，自求学于吴与弼后，白沙“归即绝意科举，筑春阳台而居，静坐其中，不出域外者数年”[2]（79）。这一段经历人人皆知，但学者多将这看做是其悟道的一个过程，强调的是“静坐”而非“隐居”。黄明同在《陈献章评传》中认为白沙的这一段经历是为了创立“自得之学”[7]（37），苟小泉在《陈白沙哲学研究》中也基本持此论[8]（50）。 　　为何学者一方面重视白沙的“静”与“自得”，另一方面却很少肯定其思想与行为中的隐士之风？从宋明理学的源流来看，从周敦颐、二程到朱熹都推崇静坐[9]（230），而白沙静坐之学与周敦颐思想的关系也早已 　　为学者们所承认[7]（61）。如果将静坐的思想归为隐士之风，那么“共同承担并体现了这一时代的民族精神”的宋明理学[4]（14），就面临着有可能被定义为有隐逸趋向的危险。虽然有学者认为朱子之学重内圣轻外王的态度造成了不少隐士[1]，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理学家们的思想和行为是积极入世的，他们不断“寻求士人阶层的支持……同时也逼迫朝廷与皇帝承认他们对圣人之学的理解是正确的”[10]（80）。因此不少学者煞费苦心地指出，白沙“主静”观的实质是主“动”[11]（184?191），与佛教的“寂灭”和道家的“虚空”不同，表现的是“儒家的积极有为的‘刚健’特征”[7]（56）。简而言之，作为明代理学的开拓者之一，白沙若是被贴上隐士的标签，那么理学的积极性就有可能被削弱，毕竟根据陈来的理解，理学“以儒家的圣人为理想人格，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7]（61）。 　　但在笔者看来，白沙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说与隐士之风相符。根据传统儒家的定义，“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荀子?非十二子》）。白沙可以说完全符合这些标准。尽管当代学者对隐士的定义颇有争论，张海鸥、肖玉峰、谢宝富等人先后都曾撰文进行剖析，然而基本都认为“德”和“不仕”是隐士的两个基本要素，谢宝富就直接把隐士定义为“看破仕途而不仕的拥有一定学识才德的人”[12]（53），更以陶渊明为例，指出即使在某段时间出仕，但在归隐后就可以算是隐士。按照这些标准，白沙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隐士。 　　如前所述，白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