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察哈尔蒙古毛绣.docVIP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察哈尔蒙古毛植 毛植是察哈尔蒙古族古老的传统手工艺。它使用动物皮毛中的锋毛（退绒），在传统的大经纬纱网上栽植出各种动物图案，其作品写实、立体、粗犷、鲜活、能够真实再现动物的原生状态及蒙古民族的工艺特性，具有很强的艺术张力，被誉为“平面标本”。 蒙古族是我国北方草原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十二世纪末，开始强盛起来。公元1206年，铁木真建立蒙古国，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同时创立领户分封制、怯薛军、法典及文字。成吉思汗创立的万人护卫军，史称“怯薛”，就是察哈尔部的前身，“察哈尔”一词为蒙古语，意为“贴身、近边”，专指成吉思汗身边侍卫执事的人，即怯薛军和宫廷斡耳朵的管理人员、工匠、艺人等服务于大汗身边的群体，同时又是直属中央的主力军队。1229年，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即汗位，是为太宗。窝阔台汗诏令：以“从汉地带回来各种工匠和各行各业的技师”（《史集》第2卷）建筑都城，名为哈刺和林。宣德人刘敏在“城和林，起万安之阁，宫闱司局”。大汗所居的万安宫建筑宏伟壮丽，令法国传教师鲁布鲁克感叹不已。1235年（太宗七年）万安宫落成庆典上，蒙古各部和外国使节赠送的礼品中，唯有曾在成吉思汗身边执事的察哈尔人送来的毛植《八骏图》，与成吉思汗心爱的八匹骏马惟妙惟肖，仿佛成吉思汗的神骏再生一般，使窝阔台汗深感欣慰。于是将毛植《八骏图》挂在宫中，毛植工艺就在察哈尔蒙古族中传承下来。 关于毛植工艺的诞生，还有一个传说。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后，他的三子窝阔台继承了汗位。1234年，窝阔台汗令他的侄子拔都（术赤之子）进行了第二次西征，并于1242年春占领了孛烈儿（波兰）和马札儿（匈牙利）等地。 拔都在攻入马札儿（匈牙利）的首都佩斯城时，看到了宫中的一幅油画，画面是一匹四蹄踏雪枣红马，很像成吉思汗在世时的座骑。拔都把这幅画带回送给了窝阔台，窝阔台看后非常吃惊，即命属下按原样做出一匹枣红马来。汗令一下，蒙古各部立即行动，调集各地能工巧匠、刺绣艺人赶制贡品。先后送来的石雕、木雕、铜雕、湘绣、苏绣等各种枣红马饰品，窝阔台都不满意。大家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汗宫周围的察哈尔工匠送来的贡品中发现一件用原生毛制作的枣红马，比西方的油画更加逼真。窝阔台非常高兴，并决定把察哈尔工匠们送来的枣红马饰品，挂在成吉思汗王陵的祭祀宫里。以上两种说法虽然尚未发现其它史料佐证，然而这一毛植工艺确实是在察哈尔蒙古族中流传下来。可以肯定的是，察哈尔部的先民们在窝阔台汗时期，就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大胆地将动物皮毛运用在植绣工艺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锋毛栽植技术——毛植，成为今天的察哈尔文化中的珍贵遗产。 蒙古民族在皮毛的制作及用途上，将其分为毡和罽两类。 毡是蹂毛而成，厚五、六分，多无花纹。常用作帽、案席、盖制蒙古包、毛制毡、褥等材料。 罽是用羊毛、野蚕丝等织成。毛软厚，进行剪绒，即今日的地毯。无花纹的称为剪绒毯或栽绒毯，有花纹的称为剪绒花毯，我国汉代盛行的毛织品叫作罽。毛植即是早期的罽类，称为原罽，多作为装饰挂件使用。蒙古民族建立元朝后，大力扶植丝织、棉织、刺绣等工艺产品，使其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达到了鼎盛。特别是贵族统治者以“金锦”显示华贵和权威并作为赏赐物，更加快了此类工艺的发展。然而毛植工艺由于其工艺难度大和栽植艺人的流失转行等原因，致使具有悠久历史和民族特色的毛植工艺在近现代几乎失传。 毛植对元朝时期北方诸属国的上层社会来说，是代表身份和地位的物品。毛植独特的艺术形式，嬴得了上流社会的青睐，各个属国向大汗进贡时，毛植也是汗国主要回赠品之一。毛植本身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观赏性，并具有浓郁的蒙古文化特色。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整的文字材料表明毛植的历史情景和相关的演化情况，但是在蒙古出土的一件毛植《奔马图》和毛植老艺人的口述中，已表明毛植工艺可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毛植艺术的发掘，对于研究蒙古先民文化及民族工艺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植的主要原料是皮毛，技法分为单面植和双面植。其工序主要包括设计、浆毛、栽活、熏活、制景、配框等。因毛植工艺属纯手工，只能使用剪子、镊子、锥子、麻布、木架、胶条等手工工具，这是毛植制作技艺原始性的最大特点。 毛植技艺又分绘稿制作（初学者）和腹稿制作两种，只有经过长期研习才能达到腹稿的境界。 察哈尔毛植目前在我国是唯一保持祭祀仪式的民族手工技艺，其古老传统的手工技艺和庄重虔诚的祭祀仪式，让我们看到了蒙古民族崇尚自然、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优秀品德。 从我们掌握的历史资料和传承下来的工艺技术，可以证实毛植技艺是由察哈尔蒙古族工艺发展而来的，它既是中国特种工艺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织毯艺术的优秀代表和重要组成部分。它凝聚了中国传统织绣艺术的精华，展现了马背民族独有的原始工艺美，是中华三大主流文化之一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