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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交通与文化传播 交通史是历史总进程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几乎都可以看到交通进步的轨迹。交通条件决定着历史上文化圈的规模，也影响着各个文化圈相互之间的联系。 古代的文化传播与交通状况是分不开的。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有赖于交通。没有丝绸之路的开辟，葡萄、胡萝卜就无法来到中原；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玉米、马铃薯就不能成为欧亚大陆的食品。同样，没有玄奘西行和鉴真东渡，大量佛教典籍就无法从印度传到中国本土和从中国传到东瀛日本，“唯识”“因明”等学问也就不可能渗透到中国。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处处与交通密切相关。 周王朝在各地分封诸侯，利用所建置的政治军事据点以为藩屏，来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这种政治体制要求各地与周王室保持紧密的联系。当时以车兵为军队的主力，也要求各地有平阔的大道相通。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当时的文献，把周王室所主持修筑的连通各地的交通干道称为“周行”或“周道”。《诗经·小雅·大东》中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形容“周道”如同磨石一样平整，如同射出的箭一样端直，体现了这种交通干道规划设计的合理和修筑施工的严谨。 春秋时期，交通建设有了新的进步。大致在这一时期，太行山、秦岭等险山峻岭都已经开始有车路通行。《国语·周语中》记载，周定王时，单襄公奉使自守前往楚国，途经陈国时，看到道路不修，馆舍不整，于是预言陈国将要灭亡。可见，以交通道路为主体的交通设施是否修整，当时已经是体现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晋平公当政时，晋国道路馆舍失修，也曾经受到郑国政治家子产的批评。 以交通干道的建设为基础，相应的交通设施也得以进一步健全。《周礼·地官·遗人》说，贯通都市和村野的交通大道上，每隔十里，设置有“庐”，“庐”可以提供行旅饮食；每隔三十里，有可以止宿的“宿”，“宿”设有“路室”，并且有服务于行旅的粮草储备；每隔五十里有“市”，“市”有住宿条件更为优越的“候馆”，行旅消费品的储积也更为充备。当时，中原各国政府普遍沿交通干道设立交通站，置备车马和专职管理人员，遇到紧急情形，则乘传疾驰，次第相继，使军情政令能得以迅速通达。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说，德政的流行普及，比邮驿系统传达政令还要迅速快捷。可见，当时驿政的发达，突出表现为信息传递的神速。 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交通表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各个文化系统所影响的区域规模，不可能不受到交通条件的制约。不同文化圈所实现的文明水准，也为交通条件所限定。 文明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充分地扩大影响，传播文化，同时能够促进对其他地域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为本民族本地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过程。中国的丝绸，改变了西方人的穿着；而西域的物产音乐，也改变着中国人的日用习惯和音乐风格。中国的儒学，影响了日本朝鲜的学术发展；而南亚的佛教，也冲击渗透着中国的儒学。汉唐时期对外域文化的吸收消化，促进了盛世的出现；而唐宋时期中国文化的远播，又影响着东南亚诸国的发展进程。文化的双向传播，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表现出积极的历史作用。反过来，历史上有许多一度相当发达的文明，由于与其他地区的阻隔和闭塞，最终衰落甚至毁灭。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现在的五十几个民族及其祖先，几千年来一直共同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几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以外，绝大多数民族都是中国的土著民族，都可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追溯出两千年以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一点与西方很多国家都不同。 中国各民族，长期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之中。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尽管出现过多次分裂，但与统一相比 ，分裂的时间是短暂的，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而且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巩固。天下一统，天下一家，是中国古已有之并流传了几千年的思想传统。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 今天的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56个民族，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这样的一个现实，是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一词，早在三千多年以前的商周时期就已屡屡使用，但古代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内涵是不同的。它所反映的时代和地域，最早是传说时代居住于黄河中游的尧、舜及其部落控制的区域（《孟子·滕文公上》）；接着是夏朝、商朝和周朝的中心区域。以后，尽管中原王朝不断更迭，疆域不断扩大，中国一词的内涵也有所扩大，但始终以中原地区为主。那么，中原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四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否在古代就不属于我国呢?并非如此。对此，我们应该准确理解古代“中国”一词的含义，进而准确理解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 中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