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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问题意识与批判精神 　　甲：生态美学近十年来在学术界很是热闹。有人认为生态美学的提出是中国美学对世界美学的一个贡献，但也有人说生态美学完全是一个“时髦”的伪命题，是美学家们的杜撰，是当下中国美学理论走向贫乏和困境的表现。 　　乙：我对这些争论不感兴趣。但是，生态危机是整个世界都不得不面对的头号问题，事关人类生死存亡，作为传统人文学科的美学，对生态问题发表意见，应该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于：说什么和怎么说。 　　甲：我赞成你的这个提法：说什么和怎么说。我读了国内许多有关生态美学的著作和文章，坦率地说，很让人失望。“天人合一”、“人的自然回归”、“诗意栖居”……，这些大而化之的抽象概念加上文学的审美幻象，似乎就是当下生态美学的全部家当。这样的生态美学还具有实践品性吗？面对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生态危机现象，只像和尚一样，闭目念经，在审美想象中去普度众生，有意义吗？ 　　乙：行了，我们不对这些评头论足。你提倡理论面对实际，那我给你看一则关于人与环境的民间文献，你说说生态美学可从中发现什么值得一说的话题，我们再来讨论生态美学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好吗？ 　　甲：好，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 　　乙：我们看到的这份民间文献被称之为“杀猪封山契”。2005年，北京、上海、天津几所大学做法学研究的学者在安徽省南部的休宁、歙县、绩溪、黟县、祁门以及旧属徽州今归江西的婺源县，进行了为期9天的“徽州私约及民商事习惯调查”，在被誉为“婺源第一生态村” 的晓起村（已被联合国环保组织列为“世界重点自然生态保护区”）发现了这份弥足珍贵的民间文献： 　　民国二十二年（1933）通济桥会、孙伯仁众等立封山合同（江西，婺源） 　　立议禁山合同人通济桥会、孙伯仁众等，缘因源土元东西两培一带山场，向属森林，后被数度焚烧，残害日甚，禁约废弛，两培一空，国课无所出，桥木无所取。似此维艰，岂堪坐视。兹特邀集通济、伯仁以及汪树德堂、孙思本堂、孙思源堂、孙维德堂各众人等公同议决，将此两培山场自源土元口东培随峰直上至下木杓窟湾内。峰顶横迤至大土太峰沿峰脊直下至坟林山顶止。概归四众掌养，严行加禁。四众各户以及金、王两姓，均散胙亥四两，其费四众分认。火路每户一人，迭年正月二十六日桥会结帐后一天以天晴为期，即行举□，偶遇野火临近，在户支丁须要齐出赴救，不得退避。俾早成林，日后桥会取用松木材料，桥会山内概不纳价。将来出拼之日，四众得掌养十成之三，仍七成各户照税分派。所有拿获罚项，悉行归入四众。费用亦照分认。自今加禁之后，无论内外人等，毋许入山侵害。倘有违禁被获者，砍树罚洋陆元，砍柴罚洋三元，赏获见半，不得徇私。恐口无凭，特立合同一样三张，各执一张存照。此合同共计三张，存桥会、伯仁、树德堂各一张。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岁在癸酉二月日 　　（按，签字画押诸多人名略去） 　　甲：关于徽州田野调查的报告我看过。所谓“杀猪封山”是徽州地区长期流传的禁山护林的习惯，每年由村民一起确定封山的具体日期，每逢此日，各户村民一起出资买一头猪，宰杀后大家一起分吃猪肉。此日过后，如果发现有违反禁令，盗伐山场林木者，则按大家共同的约定把他家的猪拖出来杀掉，全村农户一起分吃猪肉。“杀猪封山”曾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国家法律是不认可的。可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里，国家法律并不认可的村规民约（民间法）却有很大的作用，往往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我去过晓起村，那儿参天的百年樟树随处可见，一棵棵繁茂的大樟树仿佛在告诉人们，晓起村一代代的先民如何与它们生息与共，使它们虽历经百年的风霜而依然傲然挺立的动人故事。看来在晓起村发现“杀猪封山”这一珍贵的契约，绝非偶然。不过，这份民间文献只涉及到生态保护问题，与美学的关系还真得请教你。 　　乙：这份文献有三个要点：第一，山林资源，对于每个契约签押者来说，不是私人所有物，它是公共的资源；第二，每个契约签押者必须无条件地遵守这份公共“契约”；第三，每个契约签押者将从山林――公共资源中公平地获得利益。显然，这里权、责、利一清二楚，人人在公正受益的同时又最大限度地维持了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和谐。这样一份充分体现传统文化智慧的文献对生态美学的启示，我想应该有这么几条： 　　首先，生态美学不能仅仅抽象地讨论人与环境的关系，更不能把生态和谐的环境简单地诗意化为所谓“精神”的家园。对于每一个徽州山民而言，他和环境的关系首先是生存的关系，山林虽非私有财产，却是他得以生存的家园，这种家园认同感才是建构人与环境和谐关系的基础。 　　其次，这种家园认同感是通过一种公正的“契约”（在“契约”面前，人人享有平等的责、权、利）而成为一种共识，进而转化为一种积极的维护生态和谐的责任意识和行为准则。 　　再次，这种“契约”不同于外在强加的规定，而是那种“田土相连，守望相依”的乡土社会环境内在的秩序，是每一个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