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明敏于沉思写作.docVIP

韩永明敏于沉思写作 　　早在2002年的时候，我偶然读到韩永明发表在《十月》上的中篇小说《毛月亮》，心中顿时为之一震。小说题材有些另类，讲述的是一位母亲杀死自己儿子的故事。在人类所有的情感中，母爱无疑是最无私、深沉、博大而富有包容性的。母亲对于孩子，往往是付出一切而不求一丝回报。究竟是什么力量，会驱使一位母亲杀死自己的儿子呢？小说首先预设了一个目标（母亲三秀欲杀儿子腊狗），然后经由叙事不断证明人物行动的合理性――在小说中，杀子的理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过去式的，三秀为护佑腊狗成长所承受的巨大屈辱；二是现在式的，腊狗因为沉溺于赌博而给三秀造成的心灵伤害。当三秀陷入绝望之时，经年积累的心理压力就转化成了行动――她决定杀死儿子。小说在一个轮回模式下展开，通过挖掘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实现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象征性书写――人一旦将全部的价值和情感固执于外在的某个东西，最终必将失去自我而陷入绝境。从这篇小说中，明显可以看出先锋小说观念的影响。尽管作家对于乡村生活场景有着生动的描写，人物语言和细节也都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但是正如小说标题所隐喻的，这是一部寓言式的小说，作家探索人类幽深心灵世界和追问人的终极价值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当下社会问题和现实生活中人的困境的关注。我在赞叹韩永明的叙事才华的同时，也隐隐有些担心：这种刻意强化所指意义的虚构，不过是步九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后尘而已，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前景呢？ 　　我不知道韩永明对于当时流行的文学潮流有着怎样的思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随着全球化的汹涌而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社会现实发生着深刻变化，而许多作家似乎对资本强力主宰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价值日益分裂的“真实图景”视而不见，依然固守在九十年代的文学观念里，把玩着形式技巧，沉醉于“小我”世界，鼓吹着私人化书写，有意将自我与现实割裂，彻底放逐了对重大社会问题发言的文学传统。因此，文学越来越失去体温和力量，也越来越远离读者。在那片喧嚣而浮躁的氛围中，韩永明自然仍在勤奋地写作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他的印象却变得模糊了。 　　直到2006年，我读到他发表在《当代》上的《滑坡》，眼前才突然为之一亮。这部小说上部叙述乡党委书记孟华凌监测回马坡滑坡体，预感到危险即将来临，带领乡干部组织村民撤离；可是村民根本不相信政府，拒绝撤离；就在这时，滑坡发生了。下部主要讲述滑坡之后的救灾安置工作。小说的题材乍一看似乎并不新鲜，但是作家在张弛有度的叙述中，别具匠心地构筑了一个意蕴丰富的艺术世界。小说中的“滑坡”发生于两个空间，一个是自然界，一个是人类社会。自然界的滑坡是由地质变化引发的，是难以避免的生态灾难。作家在叙述这场灾难时，对于过度追求发展、肆意掠夺资源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作家还深入刻画了人类社会的多重“滑坡”：从政治层面看，政府的公信力严重滑坡。生死攸关之际，乡镇干部不顾危险、苦口婆心劝说村民避险，但是村民却认为政府“说话最不可信”、“要钱”才肯撤离。即便干部们付出了极大的耐心、爱心，甚至付出了生命，依然不能感化村民。作为个体存在的干部，无论他怎么努力，其实已经无法解决他所象征的政府存在的严重危机了。而这种危机，显然是源自三十年来国家的制度、方针、政策及具体措施的失当，源自社会发展过程中农村的整体失重。从价值层面看，乡民们将一切都以金钱来衡量，热爱物欲胜过尊重生命、对短期利益的追逐取代了对于未来发展的期许，乡村的价值系统已然溃散。从伦理层面看，乡村的道德危机同样让人触目惊心：三郎对亲情的漠视，池老大的不择手段，无不昭示着道德的严重滑坡。这部小说就像一面三棱镜，多角度折射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人心蜕变，既有强烈的在场感，又不乏超越的哲思性，显示了一位作家对于时代的深刻洞察力。透过这部作品，也能明显感觉到韩永明的文学观念在不断深化。他回到了写实传统，扎根于现实土壤，关注重大社会问题，力求直面时代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滑坡》标志着韩永明的小说创作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基本向度。 　　此后，他又相继发表了讲述城市底层人物辛酸命运的《幸福计划》以及表现农村现实问题的《淹没》《移民风波》《重婚》《江河水》等等，其中不少作品被转载，引起较大反响。如果将这些作品放在一起集中阅读，很容易发现韩永明的小说已经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色。 　　首先是强烈的问题意识。一个作家是否具有问题意识，将决定其创作的深度。韩永明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于历史、社会和人生的独特看法。他总是试图穿透时代变迁的表象，切入社会症候的肌理，以沉思者在场言说的方式给人带来启悟。除了前面提到的《滑坡》，像《幸福计划》也是一部聚焦社会重大问题的颇具感染力的作品。小说的标题具有强烈的反讽性，出租车打工司机靳师傅的“幸福计划”其实是“痛苦计划”和“绝望计划”。在一个缺失基本保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