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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通俗与韩愈奇崛 　　摘 要： 白居易和韩愈都是中唐的诗人，其作品的写作背景是相同的，但诗风却是不同的风格。中唐以后，文化下移、世俗化浪潮以及文人的务实心态，均导致了像白居易、韩愈这一类士人的出现，他们的共同点为：秉承儒家正统思想观念，而以道统承担者自居；责任感和使命感都很强。 　　关键词： 白居易； 韩愈； 诗风； 影响 　　中图分类号： T2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11-12）-0066-01 　　中唐以来，世风与文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人的精神风貌、为人处世和道德操守的都有变化。总的来说，更加贴近现实，更加不避俚俗，其表达方式也更加坦率直露。白居易、韩愈，他们的志向和理想的实现途径，己经不是像盛唐文人那样，或佯狂傲世，或走终南捷径，以高人仙客的面目闻名于世，而是有一个实际的操作程序（连应试时的干谒、请托，及第后的入幕等都是如此）。但宦途坎坷，世风险恶，正是在现实生活的磨砺中，在社会角色的转换中，他们的思想和创作逐步成熟起来。浅俗文风流行于文坛，成为主流。白居易的通俗、韩愈的奇崛，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这种文风的变化。无论如何，这种风格都与盛唐的典雅、中正大相径庭了。如韩愈以四言体写的《元和圣德诗》，为达到所谓“警动百姓耳目”的目的，刻意追求一种逼真的警示效果，和雅诗的一般作法和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韩愈古文写作的目的，与白居易讽喻诗的创作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要清除实用文体或公文体的不良影响，把脱离现实生活和日常语言的诗赋文章等扭转到贴近生活、反映世道人心，体现普通人思想、感情和欲望的道路上去。中唐文人的个性往往十分突出，导致了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发展。 　　韩愈、白居易是中唐后期文坛两大宗主，其创作、开宗立派直接受到思想观念的影响。总的说来，韩愈是较为纯粹的儒家，从内到外，一生未变；而白居易则是以儒家思想为补用，以老子思想来谋身，以庄禅思想来娱心。韩愈的政治观全部出自儒家，白居易除了儒家之外，还有老子和法家思想。韩愈有意识以醇儒自任，以承继儒家道统自居，重在理论建设；而白居易则是从现实出发，重在解决眼前问题。理论可以是纯粹的，而现实则是复杂的。中唐以来，战乱不已，民生多艰，需要大一统，也需要与民休息。韩愈看重前者，白居易二者兼顾，因此白居易政洽观中有老子思想又是很正常的。这就是白居易诗中多反映民生疾苦之作而韩愈却极少见的原因。在看待生的意义上，韩、白二人则呈现明显的差异性：韩愈想做圣人，是个斗士；白居易只想做个凡人，是个闲士。但较韩孟诗派的创作方法上来看，是对儒家传统文学价值观的改变，联系韩孟诗派的创作倾向看，其实质更在于对被正统诗论斥为“变风变雅”的《楚辞》“发愤以抒情”思想与实践的继承与光大。他们以大量诗作抒写激愤不平心态，形成追求奇崛险怪的倾向，显然与作为儒家诗教重要内容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原则及“温柔敦厚”的要求相距甚远，而以其与《楚辞》抒愤特质的一致构成背离儒家诗教传统的重情诗学精神的一脉延伸。 　　对于韩愈的奇崛诗风，古人早有形象的概括。唐人司空图曰：“韩吏部歌诗累百篇，而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扶于无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丽徇其呼吸也。”韩诗奇崛的特征，常常通过超凡的意境、以文为诗的手法以及去熟生新的语言体现出来。 　　首先，在意境创造上，韩诗往往以雄健之笔、凌厉之气、神异之想，写奇壮景、状奇怪物、抒奇特情。比如著名大篇《南山诗》，极力摹写层峦叠嶂的怪形异状，四时变化的千姿百态，亦写得南山灵异缥渺，光怪陆离。《答张彻》写华山绝径，悬崖奇险，更是“倚岩睨海浪，引袖拂西天。日驾此回辖，全神所司刑”，令人惊心动魄。韩诗意境奇崛并不单单表现为诗人善于把本来就奇险怪异的事物写得活龙灵活现，出神人化，而且还表现为诗人特别善于把现实中不奇不异、平平常常的事物也写得或雄壮宏阔，或瑰丽奇异。 　　其次，以文为诗手法带来的韩诗奇崛表现在：一是诗中常有文的章法结构、赋的铺排驰骋。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本为一首赠友之作，却在结构上让友人歌辞占了绝大篇幅。清人方东村《昭昧詹言》（卷十二）评曰：“中间以正意、苦语、重语作宾，避实法也。”就是说，欲述自己之意，偏借他人之口，正是古文“反客为主”之法。二是在诗句排列上执意像古文句子那样尚单求散，力避律句、对句。比如强幼安《唐子西文录》曾以韩愈五古《此日足可惜》的诗句为例说：“韩退之作古诗，有故意避属对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是也。”三是个别篇章的文言虚宇，俯拾即是。总之，韩愈以文为诗，使其诗更加奇崛。 　　再次，在语言上，韩诗还务去陈熟，力出生新、或独标异语，或故用狠语，或穷追律奇韵险，或极求词晦字僻。为了去熟生新，他对古人成语绝少袭用，而是尽量化用，甚至反用。如《醉赠张秘书》诗，本用”鹤立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