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兴间气集》对郎士元诗选录与评价.docVIP

论《中兴间气集》对郎士元诗选录与评价 　　摘 要：盛唐刚健豪迈的诗风，在安史之乱后转向了清雅纤细，作为这一时期重要诗歌选本《中兴间气集》，其“理致清新”的诗学倾向集中反映了此时文学风尚的转移。“理致清新”的诗学追求重要表现之一便是对郎士元诗歌的选取。郎士元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不大，但其诗歌契合了中唐诗歌的审美倾向和高仲武本人的诗学偏好，以致《中兴间气集》选录了较多郎士元的诗歌。 　　关键词：《中兴间气集》；郎士元诗；选录；评价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192-02 　　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是唐人选唐诗十种中重要的选本之一，它选取了从至德初年（756）到大历末年（779）中26人的132首诗歌，分为上下两卷。其中选诗较多的有钱起（12首）、皇甫冉（13首）、郎士元（12首）。《中兴间气集》以其独特的诗学观真实反映了中唐初期的诗歌特色，从而成为唐诗研究者关注的对象。然而他对郎士元诗歌的大量选入却是一个被学界忽略但却有讨论价值的问题。 　　郎士元在文学和历史中都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现存的《旧唐书》、《新唐书》中均无他的传记，唯有《新唐书?艺文志》中有一简单的记述：“《郎士元诗》，一卷，字君胄，中山人。宝应元年，选畿县官，诏试中书，补渭南尉，历拾遗、郢州刺史。”[1]今人刘初棠《郎士元考》[2]和蒋寅《郎士元出牧郢州年月考》[3]750-751对其生平履历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考证，然其生平事迹仍然鲜寡少知，唯其在广德元年至大历十一年间，依附宰相刘宴过上的那段官运亨通、名气颇胜的日子较为人知。《新唐书?艺文志》中所说的“《郎士元诗》一卷”已经散佚，今《全唐诗》收录其诗共72首，总体风格清丽娴雅，工于发端。但在众星闪耀的唐代文学史中，他仍不能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问题是唐诗的重要选本之一《中兴间气集》为何选录他这么多的诗？细而究之，这和高仲武的诗学观念有着密切关系。 　　一、《中兴间气集》诗学观念 　　（一）理致清新：《中兴间气集》诗学观的倾向 　　高仲武编选《中兴间气集》的宗旨在诗集的序中有较为明确地表述。 　　“诗人之作，本诸于心。心有所感，而形于言，言合典谟，则列于风雅。暨乎梁昭明载述以往，撰集者数家，推其风流，《正声》最备，其余著录，或未至焉。何者？《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此由曲学专门，何暇兼包众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对卷而长叹也……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体要，立意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岂其苟悦权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4]456。 　　这段话清晰的表明了高仲武的诗学观念，即要求诗歌达到“体状风雅”与“理致清新”的统一。所谓体状风雅，即从立意选材上具备风雅精神，而理致清新则指诗歌要体现清新的情趣和娴雅的思想。高氏主张将两者结合，使诗歌达到完美的境界。但是仔细研究了其所编选的诗歌之后，发现其在“体状风雅”和“理致清新”之间有所偏好。总体看，重理致而轻风雅。 　　诗集序中开篇就提到“言合典谟，则列于风雅”，体现了诗歌反映政治、为时政而作的思想，这种思想由当时的社会现状决定。安史之乱后，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国家的衰落激发了文人拯救时难的爱国激情和历史使命感，诗人们开始关注现实，高仲武的风雅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他主张“哀而不伤，怒而不怨”的诗歌创作，如他评钱起“礼仪克全，忠孝兼著”[4]463；评朱湾诗“哀而不伤，《国风》之深也。”[4]485但值得关注的是，真正符合高仲武“风雅”精神的诗作在《中兴间气集》中少之又少，他们不能代表诗集的主流风格。相比之下，“理致清新”则应该是其主要的选诗标准，其所选的大部分诗歌都表现了这一审美趋向。如高氏评钱起“体格新奇，理致清赡。”[4]463评于良史“诗体清雅，工于形似。”[4]469 　　（二）重“理致”轻“风雅”诗学观念形成的原因 　　1.中唐的社会现实决定了诗歌向内心发展的走向 　　《中兴间气集》中收录的很多诗人都是开元天宝盛世中成长起来的，经过盛唐繁荣和豪迈气象的浸染，猛然被安史之乱带入到混乱艰辛的社会中。在这种社会变化下，他们的文学思想和风格发生了激烈变化，由积极进取转向消极避世。释皎然在《诗式》说：“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5]273政治上的失意，使诗人们在诗歌中不时流露出报国无门的悲伤，而寄情于山水的隐逸情怀则促使诗歌向冲淡平和、清新婉丽的方向发展，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高仲武对“理致清新”审美风格的选择。《中兴间气集》所选之诗，确实反应了当时诗坛的这种状况。 　　2.诗歌自身的演进与发展规律促使其向齐梁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