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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战国时期水利工程时代特性 　　摘 要：战国时期作为我国历史上大变革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等诸多方面都对我国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影响深远。这一时期水利工程的建设与应用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它是顺应当时生产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军事征伐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生态环境和时代背景的综合产物。 　　关键词：战国时期；水利工程；时代特性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35-02 　　战国时期，铁器的坚威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跃进，在对自然的进一步改造中，人类对水的利弊功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日益激烈的战争形势下，各国都注重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增强竞争实力，兴水利、除水害成为治国的重要课题。伴随铁工具的推广和水利技术的进步，各国掀起了水利建设的热潮，水利工程被广泛地运用于防洪、运输、灌溉甚至军事攻伐。时代特有的社会背景、自然条件、科技和思想发展水平，使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性。 　　一、水利工程的军事运用 　　战国时期，各国“壅防百川”[1]1692，堤防建设十分普遍。兼并纷争的时代背景使当时的堤防工程“起于治水，但亦用于防御或进攻，具有双重功能。”[2] 　　战国初期，各国已广筑堤防，既增加了河道泄洪能力，显著提升了防洪标准，又在一定程度上与水争地，利用洪泛淤肥的河堤耕田生产，广收其利。伴随攻伐形势的日益激烈，各国又将大河堤防连接扩建，形成了大规模的内地长城。秦国多次“堑河旁”、“堑洛”；楚国将“连堤”与山脉相接进而向东扩建为“方城”；齐国将防门堤防东扩，形成“长城矩防”；赵国连接漳水、滏水堤防，扩建为赵国南部长城；燕国亦扩建易水堤防，称“易水长城”。堤防由水利工程变成了防御工程。同时，决堤放水也成为一种以逸待劳的佐攻手段，频频出阵。公元前 358 年，楚国伐韩，水荡长垣外围地区。公元前 225 年，秦将王贲决河沟，水灌魏都大梁。赵国更曾多次决堤黄河水湮杀敌军，讨伐敌国。可见，“筑堤防可以束水利己，决堤防则‘以邻国为壑’，堤防由原来的水利工程变为军事工程，被运用到战争。”[2] 　　除借敌方近水的有利条件破堤灌敌，日臻成熟的筑坝开渠技术也与堤防技术结合起来，用于打击距水源地较远的敌人。公元前455年，智伯帅韩、魏、知三家联军围攻晋阳，久攻不下，乃“引汾水灌其城”。当时用于灌城的汾水（即晋水）量小势弱冲击力不足，智伯便在晋水上游设“防”，蓄水积势，又在晋阳城四周筑起几近城高的围堤，之后开沟渠将蓄积的大水引入预建的围堤内，造成“城不没者三版”[3]174-175， 灌城的大水几乎和城墙一样高。城内如同泽国，百姓“悬釜而炊，易子而食”，异常凄惨。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攻楚，也曾水灌鄢城。据《水经?沔水注》载，白起利用夷水出楚西山长谷而东南流的有利水势，在鄢城西边百里处筑堤壅水蓄势，又借地势之利开长渠直达鄢城，而后破堤放水灌城，“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浮尸随水流至城东，以至整个城东地区腐臭弥漫。由于不血兵刃即可夺人城池，类似的水攻战例在战国时期多有发生。水利工程在军事上的普遍应用使 “取水利” 在战国时期涵盖了一层特殊的含义，即在军事攻伐中，以工程手段制造人为水害，以水代兵，害敌自利。 　　二、中原水路交通线的一体化 　　我国河流多为东西走向，战国以前，水路运输仍限于自然河道范围内，南北交通极为不便。春秋末年，各国已开始兴建运河工程沟通天然水道，“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4]1407，但这些工程普遍规模较小，且多散处偏僻的南方。虽然吴国在争霸中先后开凿了沟通江淮的邗沟和联结济泗的菏水，初步连通了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但也只是沟通了中原东部的江河水道，并未根本上打通中原水路网络。 　　直到战国中期，魏惠王迁都大梁后，才开始兴修黄淮间的水运工程。为了方便与宋、郑、陈、蔡等属国的联系，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从魏惠王十年至三十一年（公元前360年至前339年），魏国陆续引黄河水入圃田泽通至大梁，又自荥阳北开渠，修建了经大梁向东折而南下注入颍水的鸿沟主干，并在行渠路线上与淮、泗以北的丹水，睢水，涡水等天然河道相连通，充分利用黄淮平原东南偏低的地势，形成了以鸿沟为南北枢纽，江淮两河为东西骨干，众多天然河泽为分支 “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4]1407的完整水路交通网。在外延上又将过去诸国各自开凿的沟渠水道联系在一起，纳入整个鸿沟航道体系，使各地散处的水路交通线连结为一体，形成一个贯通南北，遍及各地的一体化水运网络。此后，从鸿沟沿济水北上，东经淄济运河可通齐都临淄，西经河、洛可远抵洛阳，北入濮水可达卫国濮阳；自鸿沟南下入淮水，通过巢肥运河、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