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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命观角度分析医患矛盾激化原因 　　【摘要】 生命观在医学领域具体体现为身与心的关系问题，以不同的生命观为基础就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医学思想，以及各自不同的医患关系。欧洲的传统生命观强调身心二分，中国的传统生命观则是强调身心一元论。由于生命观差异，造成了医患对现代医学的误解，继而激化了医患矛盾。让患双方都全面的认识身与心、形与神的关系，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 生命观； 医患矛盾 　　生命观是人们对生命的总体看法，是医学思想的基础，在医学领域内具体体现为身与心的关系问题。以不同的生命观为基础就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医学思想，以及各自不同的医患关系。 　　1 西方医学思想的生命观基础 　　现代医学的前身是欧洲基督教医学，其生命观是与其宗教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强调神创论与灵魂不死。人是上帝的造物，人的生命分为肉体与灵魂两部分，灵魂活动指的就是人的思想、精神活动。人的力量所能解决的，只是身体的疾病，而灵魂则是永恒的，与上帝相一致，所以灵魂的问题则只能通过上帝的关怀来解决，上帝的关怀主要通过患者向代表上帝的神职人员忏悔、祷告、布道来实现。因此，中世纪欧洲医学，就表现为独特的身心二分现象，这一时期的医学技术与理论著作基本都是关于身体疾病的记载，精神疾病的治疗则被归为宗教活动[1]。 　　这种身心二分的传统在欧洲一脉相承，至近代宗教神权瓦解以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以及后来德国唯心主义等哲学思想，仍是强调身心二分。拉美特立的著作《人是机器》，作为近代医学代表作，实际虽然强调人的身体是机器，打破神学束缚，但对人的精神活动，即理智与心灵，却未作解释，其对医学的定义仍然局限在身体疾病的范围内。正是因为灵魂不死与身心二元论的影响如此之大，欧洲医学在医学与宗教分离很长一段时期以后，才专门注意到人的精神疾病，进而分化出单独的精神科。 　　2 中国古代医学思想的生命观基础 　　中国的传统生命观与欧洲基督教思想截然不同，《左传》有一段代表性的论述：鲁昭公七年，子产赴晋，晋赵景子问鬼，子产答道：“人生始而化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三世执政柄，其用物也多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魄，指形体；魂，指灵魂。魄是生理，魂是心理。依子产所言，虽然承认了鬼的存在，但是却强调先有形体，后有灵魂，灵魂只是肉体的产物而已。肉体上处境好，用物精多，身体和心灵就会比别人更强。人如果到衰老而死，生理衰老直至停止，心理也就一并衰老至停止了。如果生理并未衰老而骤然横死，由于生前魂魄蓄势太厚，经久不散，于是遂有鬼的现象。这种鬼也不是永存的，魂魄蓄势散尽，鬼也就消失了[2]。这是中国古代对于生命与鬼神的解释，这时的中国人已经摒弃了灵魂观，摒弃了身心二分的想法，强调身心一元论。 　　这种观点被儒家、道家秉承。儒家在生命观上强调“与天地参”，使人与宇宙构成和谐的共生整体，人从宇宙生命那里获得自身的物质与精神生命，因此这是中国哲学特有的有机宇宙观，与西方的二分宇宙观不同。“在西方的宇宙观中，一切物质世界的变动与展开，都需要落在时间架构里面讲，而将精神世界排斥在外，成为截然对立的二分法思想。而儒家宇宙论不同，它所包含的不仅是物质世界，还有精神世界，两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3]。道家则强调“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淮南子?原道训》），“神者生形者也，形者成神者也，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神无形则不住，形无气则不变，气无形则不立，故云神形者，受气之本也；气者养形之根也”（《道枢?胎息篇》），“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淮南子?原道训》），形、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观[4]。 　　3 东西方不同生命观基础所造成的医学思想冲突 　　儒家、道家的观点一直作为社会主流观点，即使有强调“明鬼”的墨家和外来佛学的传入，其主流思想地位一直未被撼动。中国古代医学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诞生和发展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是《黄帝内经》，在其成书时期，中国“显学”莫过于儒道，而儒道两家的生命观都不承认灵魂不死，在这种“生命观”前提下，才产生了独特的“形神合一”思想。“形神合一”理论强调：精神活动都是不能脱离肉体的，甚至是以肉体为基础的，肉体的疾病会影响精神，精神的异常也会影响肉体。七情内伤、情志致病等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由此可见，以中医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医学，从其理论奠基时代起，就将心理、精神的异常全部归纳在医学范围之内，形成了与欧洲迥然相异的医学思想。“形神合一”的思维一直延续至今，在社会思想中仍是主流。 　　欧洲医学传入中国的初期，是与教会活动紧密相关的，它秉承了在欧洲的传统，医学专注于身体疾病，精神疾病则有神职人员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