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校本课程开发实践与思考.docVIP

校史校本课程开发实践与思考 　　校史是一所学校重要的校本课程资源。笔者所在学校创办于1902年，创办者为清末经学大师孙诒让先生，其间作养的人才蔚为大观，如苏步青、谷超豪、郑振铎、夏鼐、夏承焘、刘节、陈光中、赵超构、刘旦宅等。这些年来，笔者主持并参与了校史校本课程的开发，下面谈谈这方面的实践思考。 　　一、关注校友在本校的经历 　　校友成就的取得都是在中学毕业后，这也导致了我们在做课程时，往往会碰到如下现象：当我们过于关注其辉煌人生时，却突然发现“本校”不见了。因此，笔者在开发时厘定了如下原则：将校友放到本校办学的相关时期中去，关注其在本校的学习生活经历，以期揭示某一时期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师的群体影像，学生的集体意识，从而回答“本校到底给了他什么”。 　　以校友苏步青先生为例，对其成就，笔者仅寥寥数语予以介绍： 　　苏步青（1902-2003），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诗人，国际公认的几何学权威，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在国际上享有“东方国度上灿烂的数学明星”与“东方第一几何学家”之美誉。系中国科学院院士。1915-1919年，就读于本校。接下来集中探讨他于1915-1919年在本校就读的情况。如他的求学情况： 　　苏先生刚进本校时，喜欢看《左传》《史记》等，曾按《左传》中程婴救主的笔法写了一篇文章，引起当时教语文的陈老师的注意，陈老师问：“这篇文章可是你自己写的？”苏步青肯定是自己独立完成，并说明模仿《左传》文章笔法，陈老师要他背诵《左传》中一篇文章，他背诵如流。陈老师力荐给洪彦远校长，洪校长大加赞赏，贴到布告栏作为范文。苏先生一度立志要在中学四年读完《资治通鉴》，读到三四十卷时，因为杨霁朝老师的到来，改变了他的主攻方向。四年求学，从没去过最繁华的五马街；除了生病，从没在10点前上过床；演算了一万道左右的试题。寒暑假回家，白天地里干活，晚上灯下钻研。“为了证明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这一定理，我采用大同小异的二十种方法，并写成一份论文，被送到当时浙江省的一个学生作业展览会展出。”[1] 　　苏先生后来的成功与当时校长的办学和教师的教学是分不开的。 　　1915年，苏先生入读本校，遇到的第一位校长是洪彦远。洪彦远，字岷初，二十余岁尽弃旧学，东渡日本，背诵日语、英语，学习数理化等科学知识，考入日本官立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日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校长任内，重视体操，首创学生运动会；亲临教席，自编教材；关怀青年，奖掖后进；袁世凯称帝，慨然通电全国，反对帝制。 　　苏先生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引起了他的关注，他甚至了解到苏步青爱踢足球，守门员当得很好。苏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当时，洪校长兼教平面几何，看到我勤奋学习，常在自修时看我的作业本，每看一道题，就露出一丝笑容，有时频频点头。”在他离任之前，他把苏先生叫到办公室，问了学习的情况，讲了一些鼓励的话，并告诉先生：“我要调离学校，到教育部工作。你毕业后可到日本学习，我一定帮助你。”1917年8月，洪校长调任教育部督学。1919年，苏先生中学毕业，生活拮据，家中也无力资助，他想起了洪校长1917年的嘱咐，便写了封信给他。很快，就收到了洪校长寄来的200块银元。苏先生回忆说：“我捧着白花花的银元，激动得流下热泪。洪校长不仅在数学方面引导我走上成才之路，而且从经济上给了我及时的资助。我非常感激，因为这是我一生事业的转折点。” 　　有两位教师对苏先生人生道路的选择作用极大，一位是杨霁朝老师： 　　第一堂课，他竟然没有讲什么数学题目，而是大讲特讲当时的世界形势，“列强依仗船坚炮利，对我豆剖瓜分，肆意凌辱。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之危迫在眉睫”，因此之故，“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责任救亡图存！要救国，就要振兴科学，发展实业，就要学好数学”。这堂课使苏先生失眠了并深深地影响着他。“数学一向比较枯燥乏味，但杨老师的数学课却非常吸引人。他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带回不少科学杂志。常常教我阅读这里面的数学知识和习题。特别是那些很有意思的习题，把我吸引住了。我开始对数学发生兴趣，把过去读文史书籍的时间，几乎都用来钻研数学了”“我终于向杨老师表示：‘我想多学点数学，请多加指教’”。 　　另一位是陈叔平老师： 　　他是杨霁朝老师的莫逆之交，在同事和学生的眼里，他俩“形影不离”，惺惺相惜。显然是数学把他俩捆绑在了一起，当时的校刊经常刊登二人合写的论文。在某一期《浙江十中》期刊上，刊登了二人合写的三篇论文，分别是《极大极小之研究》《自然巧合之等式》《永嘉二十四节候昼长时差表》。有意思的是，陈叔平的名字总是列在前面。这大概可以看出杨先生对陈先生学问文章的佩服。要知道，陈老师是本校首届毕业生，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而杨老师可是留学日本的。 　　陈老师的教学理念是：“教材须切合生活需要，与社会常用者；练习题须顾全环境，与有事实根据者；至于叙述，尤当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