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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 　　摘 要：中国现存的法律解释体制将法律解释权集中于不参与司法实践的有权者手中，使得司法审判的主体――法官在处理法律解释问题上处于一种尴尬地位，严重违背了法律解释是为了更有效地适用法律的目的。通过法官解释法律的现实依据、本质特征、矛盾及矛盾分析、前景四方面对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进行分析，并由此确定法官解释法律的地位。 　　关键词：法官；法律解释；现实依据；本质特征；矛盾 　　中图分类号：D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089-02 　　我国当前的法律有权解释主要包括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解释主体分别为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也只有以上解释方可在司法实践中进行援引适用，由此可见，我国的法律解释具有相当浓厚的立法色彩。胡利明教授称其 “是一种立法行为，至少是一种‘准立法’”[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法制长期不健全并且立法粗糙、缺乏一致性的客观事实。当然，这也是我国处于转型时期政策性法律解释存在的必然性。但是，此种带有立法色彩的法律解释导致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脱离，使得法官只被视为法律的适用者，没有法律解释权。但实际上，法官适用法律就必须解释法律。正如英国学者丹宁所说：“假如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一边用颤抖的手指翻动法书，一边自问‘假如我这样做，我要负责赔偿责任吗？’”[2]于是，一个疑问便产生了：法官究竟该怎么办？ 　　一、法官解释法律的现实依据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声音，认为法官对于法律没有解释权[3]。他们对法官没有法律解释权的认识，主要源自1987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应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该批复规定：“具有司法解释性的文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不应制定。”持有“法官没有法律解释权”观点的学者将具有司法解释性的文件同法官依据个案对法律进行解释有所混淆。批复中所指的“具有司法解释性的文件”是指以规范文件为表现形式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有权司法解释文件，这与法官在个案审判中依据法律和事实而以判案为目的对法律进行的个案解释是截然不同的。再者，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法官根据法学理论对个案所做出的解释，并不能作为其他法官断案的依据，从而该解释不能也不可能成为具有司法解释行的文件。最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绝不可等同于个体的法官，倘若地方法院做出解释，则会对整个法院断案产生指导作用，而个体法官则无此影响力。 　　相反，一部分法官极力支持法官享有个案法律解释权，其认为“法官在法律适用中对法律的解释也是司法解释：一方面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不仅是现实存在而且是客观需要，如果不承认他们在解释法律那就不是唯物论者，如果否认或禁止他们解释法律必然导致适用法律的失败。另一方面，顾名思义，司法解释乃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对法律的解释，若除去这一点还有谁能够做司法解释？若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对法律所做的解释不是司法解释又为何物？”[4] 　　由此可知，法官在个案审判中有权对法律进行解释的认识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均为人们所接受。 　　二、法官解释法律的本质特征分析 　　（一）法官解释法律的客观性 　　德国法学家科殷说：“在进行法学解释时，解释的前提是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态度在法学里尤其重要，但是，倘若‘歪曲条文’，按照主观的派别目的进行解释，恰恰是众所周知地被视为严重违反法学家职业伦理之一种，被视为表明卑贱的、恶劣的、可以贿赂的‘法律痞子’的工作方式。”[5]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解释法律的客观性一度被理解为严格依照法律字里行间的原意对法律文本进行文意解释。对此，笔者认为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应当以客观性为前提，但是客观性不仅仅局限于对法律文本字眼的解释。因为法官是司法的审判者，不是注释者。法官对于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应当延伸至法律文本之外，充分考虑法律文本之外的其他因素，如公平、正义观念，善良风俗、法理学说、案件的本质等法律的非正式渊源。这就是说，“客观的解释追溯到法律的理智，即追溯到法律的实际相互关系，法律内在的、客观的目的。”[5]这些客观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我国当前对法律权威解释主体的要求，但是这样既实现了法官断案的灵活性，又阻断了法官自由心智的任意性。陈金钊教授谈到：“这些客观的因素虽然脱离了法律文本，与合法性原则会发生一定冲突，它与限权意义上的法治精神是一致的，并且充分考虑了解释者所处时代的要求。”[6]陈金钊教授之言道出了法律进步的本质要求。 　　（二）法官解释法律的独断性与探究性 　　法官是审判中裁决的唯一主体，假设法官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则其必定成为审判过程中的独裁者，即完全因其个人喜好而对法律做出解释。现实生活中，虽然法官受到多重因素的干扰而不能随心所欲对法律进行解释，但这并不能改变法官解释法律的独断性。对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