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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当代文学外来影响 　　[摘 要] 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伴随着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和文学接触，民族文学中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世界性因素。在此背景下，陕西当代作家的创作在创作方法、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技巧等方面都受到了异质文学明显的影响。这在路遥、陈忠实等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关键词] 文化全球化 陕西当代文学 外来影响 路遥 陈忠实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陕西当代文学的外来影响及对陕西文学发展的启示研究”（编号：09JK01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文学之间的交流、影响、融合已经日益频繁而深入，民族文学之间互相碰撞、互相影响，形成多元共存的格局。在新时期的陕西当代文坛上，无论是成名已久的老将，还是初入文坛的新秀，在全球化的氛围中都受到了明显的外来影响，并使其创作烙下多元文化的印痕。这种情况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清楚的表现。 　　路遥作品中的世界性因素 　　路遥虽然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但毕竟生活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明显地受到了来自外民族异质文化的影响，并在其基础之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文学创作。 　　1.路遥作品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借鉴 　　路遥酷爱外国文学，认为有必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1]（P262）。为此，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路遥也曾坦言，“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要更深一些。”[1]（P262）正是在这些作家现实主义创作观的影响下，路遥认为：“作者只是力图真实地记录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发生了什么……作者真诚地描绘了生活，并没有‘弄虚作假’，同时还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认识，这一切就足够了。”[1]（P285）正是这样一种创作原则，使他坚定地走上了现实主义的正道。 　　在创作中，路遥力图完成对整个社会和时代的真实反映，表达出作者对社会和生活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亦即对特定的环境下社会、时代和人物的生活进行真实的描写；而且，“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1]（P265）通过自己的创作去反映整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在路遥的创作中，即就是描写普通的日常生活和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常常顺应了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发展而折射出丰富的时代内容”。[2]（P44）同时，受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影响，路遥的作品包含着强烈的“编年史”意识，某些作品前后相连，成为一组系列作品。《平凡的世界》，“以放射性结构形态集社会政治史、经济史与人的命运史于一体，从而全方位，全景式摄录了平凡世界的全貌。”[3]（P63）正是由于这种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才使得路遥的某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从广阔的角度为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转型期留下了史诗般的历史画卷。 　　2.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安排方面的外来影响 　　路遥还从托尔斯泰、司汤达等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那里受到影响，注意到了典型人物和社会、时代之间的密切关系，努力在作品中塑造具有社会意义、反映时代特点、体现时代脉搏的典型人物。路遥强调，文学形象必须具有高度的典型性，而作家的全部工作就在于要把生活中的一般事件变成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事件。这样，就可以通过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描写，反映出广阔的社会和时代。事实上，路遥通过他作品中马建强、马延雄、高家林、孙少平等形象，确实真实地反映了那个特定年代广阔的社会生活。 　　此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安排方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无疑给路遥的创作以巨大的影响。在人物的安排上，《人间喜剧》使用“人物再现法”，让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路遥在构建《平凡的世界》时，似乎也借鉴了这种方法，尽管二者在规模上相差甚远。路遥说：“所有的人物应该尽可能早地出场，以便有足够的长度完成他们。尤其是一些次要人物，如果早一点出现，你随时都可以东鳞西爪地表现他们。尽管在每个局部他们仅仅可能闪现一下，到全书结束，他们就可能成为丰富而完整的形象。”[1]（P270）基于这种考虑，作者就必须使人物尽可能早地出场，而这和托尔斯泰的安排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战争与和平》中，开始部分通过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举行的晚会使主要人物纷纷登场；而在《平凡的世界》中则通过王满银因卖老鼠药而被劳教的事件，“大约用了七万字的篇幅，使全部主要人物和全书近百个人物中的七十多个人物都出现”了。[1]（P270）据统计，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润叶、晓霞、田福堂、田福军等十余人有专章进行集中描写，而其余次要人物在不同章节中均有所提及，至于有些重要人物则在几十章当中都曾出现。这样，在整部书中，作者就有足够的篇幅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