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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惠言“幽约怨悱”说 　　摘 要：清代常州派词人张惠言提出了词应“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的理论，其中的“幽约怨悱”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动机，符合文艺作品真、善、美的价值评判标准。“幽约怨悱”继承了“发愤著书”说的本质内涵，又符合清朝中后期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对清代文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发愤著书 幽约怨悱 常州词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5-0458-01 　　在清词中兴的文学背景下，常州派词人张惠言提出了词应“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1]的理论，对清词以经世致用为主要内容、风格尚厚重古朴等特点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受到后期词人的认可。其中的“幽约怨悱”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继承与发展。 　　一、“发愤著书”说的发展脉络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2] 　　在司马迁看来，当古人在抱负无法实现或人生遭受挫折时，往往以著书的方法来抒发愤懑不平之情，这种观点承袭了孔子的“诗可以怨”和屈原《惜诵》中的“发愤以抒情”。其中，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看中文学的社会属性，即诗的怨刺功能；屈原则用切身体验描述了为发泄怨愤而进行创作的心理。司马迁的理论则着重突出了创作的情感动机，这一“发愤著书”说，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的白居易也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者。他在《和答诗十首序》 中提出“感时发愤”，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遇而发”，在《寄唐生》中提出的“诗哭其悲”，在《序洛诗》中提出“古今诗歌以愤忧怨伤”[3]等理论观点，主张诗歌的内容是向统治阶级反映民间疾苦。唐宋时期，韩愈的“不平则鸣”，柳宗元的“感激愤悱”，欧阳修的“穷而后工”，都赋予“发愤著书”说新的内容。南宋的陆游也重视“愤”对文学作品的作用，如“死去犹能做鬼雄”的《自愤》，“衰鬓已先斑”的《书愤》。他也在《澹斋居士诗序》中说：“盖人之情，悲愤集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4] 　　明清时代，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等都高扬愤书论，小说界也重视以愤书论评价作品、指导创作。李贽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5]。金圣叹也在对《水浒传》的批评中提到了“怨毒著书”[6]说。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自己所著的是“孤愤之书”。[7]晚清作家刘鹗在《老残游记序》中将诗词、散文、传记、绘画、戏曲和小说都看做是“哭泣”之作，总结了作者因愤世嫉俗而创作出优秀文学作品的普遍规律。 　　二、“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 　　虽然“发愤著书”说在每个时代都有新的内涵，但其脉络清晰，因为始终紧紧围绕着作家为什么要进行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揭示了“愤”是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力。“发愤著书”说揭示了人类的普遍心理，并符合主体试图反抗客体的意志精神。除创作动机外，“发愤著书”说传承不绝的原因，还在于发愤所著的作品往往具有“真、善、美”的特点。发愤著书说体现了文学创作与人生经验之间的关系，即物质决定意识。这样富含生活阅历、苦难抗争、社会现状的作品能够做到“艺术真实”，反映着作家对复杂社会的观察和认识，又饱含其真情实感，故能感动读者，且颇具启迪。作为一种特殊审美心理的“发愤”，也会使作家的理性分析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减弱，陷入迷狂的境界。在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下，作者不由自主地把主观理想当作客观真实，从而创造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具有美学价值的作品。 　　综上，“愤”揭示着人类意识与现实世界的现实关系，反映着心理积郁转向心理平衡的机制，也是艺术作品获得“真、 善、美”和谐统一的基础。所以“发愤著书”说既契合人类的本能，又饱含文艺作品“真善美”的价值典范，因而能在古代文论史上经久不衰，享有重要的地位。 　　三、“幽约怨悱”对“发愤著书”的继承与发展 　　清代的文学家们，在清初时有对异族统治之愤，清中叶时有对朝政黑暗社会矛盾之愤，清末时有帝国主义的民族之愤。这也使“发愤著书”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嘉道年间常州派词人张惠言主张词写作内容应是“幽约怨悱”之言，有其历史必然性。 　　康乾盛世时，清代文坛风格由清初的现实、厚重渐渐转向了歌颂成平，当时较大的浙西词派的尽是清空典雅之作。乾隆末期的黑暗朝政到了嘉庆年间更加严重，流于表面的词作不适于社会发展。此时，常州派词人张惠言编著了《词选》，在序言中反对清空典雅的文风，提出了“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的论调，强调写作内容应是“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