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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女”双重解放 　　[摘 要]陈衡哲是五四时期第一位女性作家，她的创作对女性意识的觉醒具有拓荒价值，其中最发人深思的是其“人”与“女”的双重解放说。这种思想为女性解放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但实际却加重了女性的负担。辩证的审视陈衡哲关于女性“为人”、“为女”的双重解放话语体系，对女性解放及女性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陈衡哲；“为人”；“为女”；双重解放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4-0076-05 　　一、陈衡哲小说创作的人学主题：“人”与“女”的双重解放 　　陈衡哲是一位不应该被历史遗忘的五四新文化初期女性作家。她对长期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女性充满了同情，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感。为了使妇女从以男权为中心的世界中得到真正的解放，陈衡哲以女性独特的视角，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探索出了一条新的温和而理性的道路――“为人”、“为女”的双重解放。“陈衡哲认为女性的真正解放在于女性现代人格的建立。这个现代人格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女性的性别人格，一是女性的个性人格，女性的这两种人格都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女性现代人格的塑造在于这两种人格均能得到充分发展。”[1] 　　在陈衡哲的作品中，她首先强调了女性“为人”的思想价值，把女性看作是和男性同等的“人”，突出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人”的意义上进行自我发觉，并且强调这种觉醒所带来的快乐、幸福。陈衡哲对女性作为“人”之主体精神和自我意识大力赞美，鼓励女性冲破封建樊篱，大胆的去“造命”，追求自由美好的人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是处于悲惨境地的“世界第二重奴隶”，只能依附于男子而存在；是为男子生儿育女的工具。五四新文化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女性意识，为女性追求自由带来了希望，陈衡哲正适应了时代的诉求，通过文学表达出了女性“为人”，渴望自由，创造新生命的伟大理想。 　　在《运河与扬子江》中，运河是一个安于现状，不懂进取的旧女性形象；扬子江是勇于奋斗、造命，不畏艰险的新女性形象。扬子江作为新女性形象的代表，她没有像运河那样安于现状，任人宰割，即使她的生命很脆弱，却依然不断的奋斗，去创造属于她的生命。就像她说的那样：“你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你的命，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我的命却是无人能毁的。”[2]同时，扬子江的奋斗也是快乐的，因为通过自己奋斗得来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正如扬子江所歌颂的：“泪是酸的，血是红的，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奋斗来的生命是美丽的。”[2]21小说《老柏与野蔷薇》中，当蔷薇枯萎后老柏慨叹的唱到：“虽然仅仅三日的光荣，终究完成了生命的意义；圆满，彻底，和尽量的陶醉，哪有福气到这个境地？”[2]24野蔷薇虽然只有三天的生命，但这三天却是光荣的、美丽的，令老柏羡慕她的生命的圆满、彻底。陈衡哲在作品中赋予她们“为人”、积极造命、追求生命意义的高贵品质，这些品质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奠基石。只有女性的“为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才能摆脱被奴役的悲惨境地，追求生命的绚丽多彩。 　　陈衡哲不仅注意到了女性作为“人”所具备的独立，自主，有尊严等男女应有的品质，更重要的是关注女性“为女”的性别特征，以及这种特征所带来的社会和家庭责任。陈衡哲认为只要女性适合做一个贤妻良母，这也是女性价值的体现，并且贤妻良母是一份神圣而崇高的职业，有其重要的价值。“中国女子若能生育出文明、强壮的新国民，则中国兴；反之，则中国亡。”[3]显然，它已经明显注意到女性之于民族的重要价值。女子在以前主要是作为生育的工具，忙碌于家庭的琐事之间，并没有什么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价值存在。但是，陈衡哲却赋予了女性这种职能的另一层意义。她认为女子之于家庭，有着男子无法替代的作用。“一个女子是一个家庭的中心点，而家庭又是国家与民族的中心点，没有一个家庭的程度是能高出它的主妇的，也没有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程度是能高出于它的家庭的。”[4]在《一支扣针的故事》中，海伦是这样评价西克夫人的：“她觉得她对一切青年们，都负有一种母职；因此，不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凡是到她这里来的青年，都叫她做妈妈。”[2]57文中还写到曾经有一个粗鲁的少年，在她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后，竟变为一个很文雅的人。陈衡哲自己也不自觉的实践着她的这种母职观，将自己的子女都培养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陈衡哲在理论上为妇女解放开辟了新的道路，它不是强调“为人”、“为女”其中一个的发展，而是这两种人格均能得到充分发展。在女性争取自由、独立的“为人”人格基础上，发现女性特有的性别特征，赋予“贤妻良母”新的内涵，为女性做一个贤妻良母的社会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人”、“女”双重解放思想的形成原因 　　中、西文化的共同影响成就了陈衡哲关于女性“为人”、“为女”双重人格的大解放。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