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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论”制约下小资产阶级描写 　　摘 要：文学创作从属于政治，文学创作的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的需要，这成了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一种规范。受这种规范的影响，《青春之歌》在创作和改写的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这也注定了“小资产阶阶级”的描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从属论；小资产阶级；制约 　　一、受“从属论”制约的文学创作背景 　　所谓“从属论”来源于延安时期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战时文学经验。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以决议的方式，把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战时文学思想即工农兵文艺的方向和道路，原封不动的当做新中国文艺系统的“工作指针”与“努力的方向和任务”，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 　　“所谓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不是说工农兵喜欢什么就给他们创作什么，而是他们应该接受什么，能够接受什么，并且是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接受。”也就是说文学创作从属于政治，文学创作的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的需要，这成了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一种规范。而如果有人试图打破这种规范，就会被认为是缺乏“时代精神”，“灵魂深处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王国”，需要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 　　二、争议下的小资产阶级描写 　　建国之后，随着革命斗争的重心由政治领域向文化领域的转移，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主要斗争目标指向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包括文艺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杨沫创作的《青春之歌》所描写的主角林道静，正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亮相的女性。而作者又在其中投入了大量带有个人经验和自叙性质的描写。这必将使《青春之歌》的诞生受到主流话语的质疑和争论。 　　郭开在1959年初率先发难，他在《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上发表了《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的评论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青春之歌》的“不足”：一是“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二是“书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三是“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郭文“以凌厉的攻势对《青春之歌》进行了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整篇文章洋溢着领导阶级的革命豪情和对落后阶级居高临下的评判”。[1]张虹在《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上发表的《林道静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则对林道静的道德品质提出批评：“林道静两次结婚，都是随随便便与人同居了事，感情好就合，感情不好就散，不受一点道德的约束。”刘茵等人也对林道静这一形象提出了非议。尽管后来茅盾、巴人、何其芳、马铁丁等人纷纷撰文为《青春之歌》辩护，但是，辩护者往往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林道静身上存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并且认为林道静“时时流露的幻想和温情则是可供我们鉴戒和警惕的”，“读者应该深深感受到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林道静身内的敌人，必须消灭它，从而引起警惕，检查自己有没有这些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以“保护者”姿态出现的众多作家对林道静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态度与郭开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他们不同意郭开关于“作者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的观点，认为作者是有意描写林道静的“小资情调”，暴露它是为了批判它。于是，作者只好一遍遍地修改，以至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 　　随着历史的变迁，尤其是在后革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发生激烈的背景中，《青春之歌》这一经典文本也一再被重新解读，重新改写或重写。多重文本的叠加，共同交织、映射出复杂的意识形态光谱。杨沫创作小说时处境困顿，并不如意，作为一个非职业的体制外作家， 其写作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自我疗治的心理需要，由于强烈的自叙传色彩，小说《青春之歌》具有浓重的白日梦性质。这部创作完成于1950年代前期的长篇小说在文本内部保留了多重的意义空间，具有复杂的文本构造和主题纠缠，包含了意义暧昧的性别意识。但这些内容在1959 的同名电影中被极大地删减，其中除了少量改写是出于技术性原因，比如电影篇幅限制和戏剧性要求，主要还是出于主题方面的考虑。在1957 年“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改造”上升为至关重要的政治主题，加之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特殊创作要求，林道静的故事被高度政治化地解读，就不可避免。 　　作为新启蒙主义的重要内容，启蒙主体的重建一直是个贯穿性的核心命题，从1980 年代初的“主体性”哲学、美学思潮一直到1990 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并在后来的“道德理想主义”论争余响不绝。这一主题一直是支撑众多思想讨论的内在动力，并或隐或现地闪现在关于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想象中。可以说，在1970 年代末以来的思想氛围中，将中国的历史灾难，现代化的障碍归咎于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匮乏，将社会主义中国尤其是“文革”的灾难主要理解为对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戕害，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