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严师”与“我慈母”.docVIP

“我严师”与“我慈母” 　　笔者以为，胡适头上的种种头衔，学者、教授、外交家、哲学家、国学大师、红学专家等等，其中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最重要的一个头衔，则是与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相提并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和领导人。他说过，白话文运动是他在美国留学时和同学一起讨论发动的。那是1916年，他写成了《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这是最早全面系统地提倡白话文的论文，直接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兴起。1917年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编辑，后来又先后写作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谈新诗》等重要文章，引领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胡适不仅在理论上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在新文学的创作上也是一位身体力行、多面尝试的先驱者：写诗，出版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1920年出版）；写剧本，发表了独幕剧《终身大事》（1919年3月《新青年》）；写小说，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一个问题》，开了新文学“问题小说”创作的先河；后来写散文，完成了长篇游记《庐山游记》《南游杂记》和自传《四十自述》等。可见胡适在文学创作方面，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其不容忽视的奠基者的地位。 　　关于母亲的生平事迹，胡适在《自述》中有很多叙述。这里略作介绍，对读者深入理解《我的母亲》，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胡母冯顺弟（1873―1918），安徽绩溪中屯人，是贫穷农家的长女，上侍父母，下带弟妹，是个贤淑、勤劳和善良的女孩。16岁的时候，她为了让家里得到一笔出嫁聘金、以遂父母重建家宅（原宅被“长毛”即太平天国义军所毁）的愿望，嫁给时已48岁的朝廷官员胡传即胡适父亲做填房。八年后，胡父因患脚癣并感染而病逝。此后，23岁的胡母守寡并主持家政，那时胡适只有五虚岁。胡母同时兼任父亲和母亲的责任，含辛茹苦把他养育成人。1918年胡母病逝，胡适为纪念母亲，沉痛地用文言写了《先母行述》，在这篇文章最后的“附言”里说：“我打算将来用白话为我的母亲做详细的传。”这个“详细的传”，就是后来胡适所写的《自述》里前面的两章。《我的母亲》则选自《四十自述??第二章的第五节，原先没有小标题，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时候加了现在“我的母亲”的题目。单独成篇之后，读者则可以把它作为胡适在散文创作方面的一篇代表作了。 　　显而易见，这篇散文怀念母亲，是作者母亲病逝12年之后痛定思痛的情景下写就的。当自己已经功成名就的时候，当自己已做人父而体验血缘亲情的时候，当年的孤儿对于半生守寡的母亲的记忆与感恩，既是理性和淡定的，又是铭心和深情的，相比于一般母子亲情的书写要深刻得多；付诸笔端，自然格外地令读者动心动容。 　　在作者心中，母亲首先是一个“严父”的形象。 　　作品前面的三节，大体描写“我”少儿时的情状。第一，从小就被乡亲们称之为“麇先生”，自己也以小“先生”的样子规范自己的行为。第二，“喜欢看书”，“没有游戏的能力和习惯”，稍大点的时候，即使偶尔参加“戏剧班”也只能扮做诸葛亮一类的“文角儿”。第三，因为只顾“读书写字两件事”，鉴于家族长辈和私塾先生的反对，失掉了学习音乐和“做画家”的机会。这些少年老成的种种表现说明，是母亲的管教所致：“我母亲也不准我”和“野蛮的孩子们”“乱跑乱跳”。所以，开头部分的三节看似概述自己少儿时代的情状??其实正是为下文正面、具体描写母亲做“总起”的概述，即是先行叙述母亲对自己进行“九年家乡教育”的大体成效。 　　胡适称：母亲给了自己“做人的训练”，“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母亲对儿子的爱不是放在脸上，而是深深地藏在心里；她教育孩子有极其严格的方法，“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胡母教育儿子的“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给儿子树立一个效法的榜样，这就是学习父亲（当地有名的“三先生”，只要听到他回家乡，烟馆赌场都不敢开门营业；冯顺弟做姑娘时就知道他为官清正的名声，因为仰慕和敬重才嫁给他做填房）。母亲说，“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要求儿子知书识礼、堂堂正正地做书香命官之子。其次，要求儿子每日晨起思过，昨天做错什么事、说错什么话，思过后再开始一天的“用功读书”；母亲还要求胡适每天上“早学”，于是胡适总是第一个去开学堂的门，“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第三，母亲对犯错的儿子，从不在外人面前打骂，而是到家里关门教训，“或罚跪”“或拧我的肉”，还不许哭出声来。母亲的“严父”教育，就是以父为范、晨起思过和关门惩罚的方式，体现了严格和严罚的另类，这区别于一般母亲教育子女的宠爱与溺爱，堪称是母亲教育孩子的一个典范。胡母在丈夫去世之后，把生活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儿子身上，望子成龙，通过“学而优则仕”，培养儿子成为栋梁之才，期待为家庭为自己赢得荣誉和声望。这是胡母心中的大爱――伟大的母爱。作者回忆说：“我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