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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物中萃取翡翠诗心 　　万物皆有诗意，这或许是神秘的世界对人类社会的某种美学承诺吧，要不然，为何世间之物一旦被纳入诗人的分行书写之中，都将流溢出萦绕不尽的诗情画意来？不过，万物是否存在诗意，并不是事物自身说了算的，而得依靠人类的发言。换句话说，万物诗意的有无或许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是取决于凝视它的主体的态度、眼光和胸怀，平庸之人看到的大千世界永远都是平常无奇甚至了无生趣的，但有心的诗人会在映入眼帘的诸般事物中找到灵性之美，发现艺术的彩光。董喜阳就是这样一位有心的80后诗人，他擅长在万物之中萃取翡翠的诗心，他常用富有灵气的文字将现存的自然世界绘制为诗歌中的艺术景观，让鸟兽虫鱼，让春花秋月，让雨雪风霜，让现实世界中的主体与客体，都发散出浓郁的诗情诗味，给人带来歆享不尽的审美愉悦。 　　自然世界是由时间和空间的经纬度编织起来的，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中，万物呈现着各自的生命情态，彼此展示着“此在”意义上的集临时性与永恒性于一体的存在图景。因此，从动物到植物，从有生物到无生物，从客体之物到主体之人，包括时间和空间本身，都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某种旨趣和韵味，当这些旨趣和韵味被诗人用文字加以塑造和定型后，就呈现出诗性的艺术质态来，从而被赋予超越于原有存在的更为鲜活和生动的生命力。在《午后》一诗中，董喜阳写道：“北方有一种静。萋萋芳草的岸边/??在虚幻的画布上飞/它掠过空无的河流与房屋，向/城市的玻璃窗猛烈撞击。在草与岸/的链接处，我没有听到任何的响动/一滩夏风午睡的侧影/在我的视野内勾勒出纵横的方格子/所有围观的事物被双规。像是/被时间拘捕的天空。忽然有一种/打破，远方传来马的嘶鸣”，诗歌聚焦北方的“午后”这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将远望与近思对接在一起，在动与静的相反相成中，将北方大地一种有着神秘性和感染力的生命场景进行了艺术的彰显。在董喜阳笔下，作为动物的“鹦鹉”和作为植物的“白桦林”，也显露着曼妙风姿和丰厚情韵，洋溢着诗意之美。他写“鹦鹉”：“我们相遇于街口，它像在/水面上舞蹈，眼神中透着悲凉/我料定了冲突，和谐/时间在鼻孔和牙齿里的水火/不容。它转动的眼珠/身体上循环的血液，告诉我/我们彼此是不安全的一类”，写出了鸟类和人类之间相互的戒备和敌意，这是耐人寻味的；他写“白桦林”：“山坡上迎宾的白桦林，引导者/堆在外面。并不握着枪的士兵/历史中愉快的水流，那片叶子多像/是森林的气泡。这些人啊，包括自己/都是冒昧的风霜。白桦林，从来/不搭理无聊的霜降。之于/悠远的风声，祭物永远是沉默的/仿佛不苏醒的雷鸣。在深处，它们/是自己的族谱，轻轻翻涌”，描画了北方大地上这种独特植物与众不同的精神气度和生命风采，令人过目不忘。除了动物和植物，董喜阳也写到了人，写到了特定人群的特定生命情状。《苦行僧》如此道来：“真的想在一棵树里安家。躲避人间/虫叮蝇绕，不再饱受交通拥堵造成的困扰/在那里坐上高位，繁殖后代/管理自己的民，牧养草场的羊群/那有房顶，却不见孤单的麻雀/有疾病，却不见蹩脚的医生。可与日月交欢/低语，可在一个中心遥看云汉/无论伤寒，不管草色风雨/一整天，就让啄木鸟的长喙弄得自己痒痒/那么多人围观我。免费的风景”，把人拟想成“鸟”，用鸟类的生活来替代人类的生活，这是一种“苦行僧”式的生存格局吗？或许是，因为他远离了人间烟火；或许不是，因为他不再受人间清规戒律的约束。无论是还是不是，这样的生命栖居形式都是别具一格的，都给人带来新奇之感，并撩动着人的情绪与思维。 　　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借王子之口说出了对人类的尽情礼赞：“人类啊，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确乎，作为世界主体的人类理应处于宇宙的中心位置，这是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在诗歌表达中，作为创作者的诗人个体也就处于文学世界的中心位置，诗人往往会通过对自我生命的咀嚼完成对人生的反省和对世界的凝思。在董喜阳的诗歌中，也不乏沉吟自我、品味自我的作品。《诗人》这样书曰：“经常的，要放一只猛兽在心里/像影子在灵魂的根部饥饿，嚎叫/逡巡，冥想，为肉体生存奔波/那些经过困苦与黑暗的搅动，冷风/吹起皮毛的细节，无数的力拉着/在肮脏的胃里张开嘴，牙齿寂寞的/松动着，化为灰烬的石头/以季节的变脸藏身，空气的鼻孔中/它的青嫩、幼稚，有时的无辜/用纸张掩面。现在，尽管/痛苦的钟声临到我，迷茫的火焰/爬上身体，依然喜欢它的存在/――所谓爱，就是捂着耳朵聆听/所谓恨，亦是掏出心来取暖”，作为一种文体书写者，一个文字操作员，“诗人”的称谓里是蕴含着诸多意味的，董喜阳从咀嚼自我出发来品味“诗人”立于世的具体情貌，写出了这个称谓里别样的一面。而在《不回头是岸》一诗中，他将“回头是岸”的经典佛学语汇加以篡改，以便呈示自我对人生的个性化理解与思考：“雄性的风刮过我，雌性的/炉火飘摇。我喜欢令人欢愉的/天气预报，压住舌尖的海浪/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