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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媒介生态系统中弱势消费者自适性 　　【摘 要】弱势群体是基于社会经济要素而划分的社会群体，在开放动态平衡的媒介生态环境中，作为区别于社会大多数而存在的弱势媒介消费者，也在通过积极地自我修复来应对媒介生态中的竞争环境和淘汰机制。正视在媒介生态学中弱势消费者的自适性与自调节，以媒介生态学的眼光对待社会弱势群体，用整体、动态和平衡的视角激发弱势群体自身的生存力，才能促进弱势群体的发展和社会均衡。 　　【关键词】媒介生态学 弱势消费者 自适性 自调节 　　在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视野中，媒介生态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平衡预警系统，拥有自适性和自调节，这体现在媒介生态构成要素的应变调节和要素之间沟通适变上。在网络架构的媒介生态中，弱势群体与信息鸿沟阻碍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运作，生态体系内的自发调节与适应，实现方式之一，就是弱势群体的网络使用策略和内容的改变和调节。通过与优势消费者、社会媒介、自然环境、社会机制的互动沟通和调整，逐步稳定并改善弱势消费者的生态位。这与社会干预不同，是弱势消费者作为媒介生态的构成要素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 　　一、二级数字鸿沟中的弱势媒介消费者 　　1、传播学中的“弱势消费者”与“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的概念最初见于社会学，指在生活物质条件方面、权力和权利方面、社会声望方面、竞争能力方面以及发展机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①。社会学家们从地位、构成、能力、特征和成因五个方面对弱势群体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规范和探索。根据笔者理解，弱势群体是一个难以脱离具体问题的概念，即当有任何形式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就存在着弱势群体和优势群体的区分，因而弱势群体是根据社会资源的种类和内容不同而分类存在的。 　　就传播学视野中的弱势群体来讲，通过梳理文献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信息一级生产者，在媒介传递信息中被曲解、排斥和边缘化的媒介信息形象，具体表现为弱势群体媒介形象污名化、和媒介报道边缘化②，例如城市文化中的农民形象、英雄主义文化中的妇女形象；另一种则是媒介作为一种社会信息文化资源，分配不公产生的媒介弱势消费者，例如媒介城市化引发的农村媒介资源匮乏、“数字鸿沟”中被渠道隔绝的信息贫困者等。 　　因而“弱势媒介消费者”与“弱势信息生产者”共同构成了传播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二者在媒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却在社会经济学意义上外延趋合。本文重点探讨弱势媒介消费者，从弱势媒介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探讨在媒介生态学中弱势群体的自我修复。 　　2、二级数字鸿沟与媒介生态系统 　　根据瑞典互联网市场研究公司Royal Pingdom公布的《2011年全球互联网产业发展报告》显示，全球已经有超过2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③而中国政府工信部发布的数据也表明我国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5亿④。在这种大环境下，渠道获取已经不是学界与业界关注的唯一内容，对互联网使用能力和使用内容的研究，更加贴合当今互联网使用所遇到的困境和问题。 　　“二级数字鸿沟”，最早见诸于学者Eszter Hargittai的文章《二级数字鸿沟：互联网用户的使用技巧差别》。文中提出从五个维度来区别对待互联网用户的使用方式：技术手段（硬件软件和链接质量）、使用自由度（偏好优先的实现程度）、使用模式、社会支持（他人协助、社群鼓励）以及技术（有效使用的能力）⑤。 　　Eszter Hargittai通过对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互联网使用经验等因素的考量，通过实验室法检验到了以上变量与网络和计算机使用能力的线性关系，从而证实了“二级数字鸿沟”的存在：在一级数字鸿沟的分流（媒介渠道接触差异）后，社会经济因素也同时影响了媒介使用者的使用能力。 　　因此两道数字鸿沟具象并定位了媒介生态学中的弱势消费者：他们不仅仅是在一级数字鸿沟中被网络媒介渠道排斥的媒介资源贫困者，更是网络资源使用和利用的无能者或低能者。 　　二、 弱势消费者的网络使用调查 　　传播学期刊《传播学研究》2012年十月刊登的一篇文章《少数状态和网络媒介传播：社会多样分层理论的假说实证》对弱势消费者的网络使用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研究。文章回顾了一级和二级数字鸿沟的理论，并提出了社会多样理论（Social Diversification Hypothesis）作为研究媒介受众的研究范式――主张以受众为媒介研究的出发点，探寻不同社会分层的媒介使用动机和内容区别，以研究如何应对社会分层和多元变化。 　　文章的核心假设是：社会主流优势群体倾向于使用网络来经营和保持现有的人际关系，而弱势群体则倾向于使用网络拓展人际关系，用以搜寻更佳的职业、投资机会以及社会地位。 　　作者选取了以色列国内的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作为研究样本，控制变量为民族与宗教背景（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社会支持（现有人际关系指数衡量），年龄，教育，收入，职业，婚配状况和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