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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早熟现代国家 　　多年之前，一部《文明的冲突》横空出世，随后以“文明”划分世界版图、以“文明差异”解释世界纷争起源的观点便流行于世。其作者正是前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享有政治学研究最崇高地位的塞缪尔?亨廷顿博士。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再次无情地证实了他关于伊斯兰世界和中东地区政治发展的研究判断，尽管此时他已与世长辞，但是作为其弟子的福山得以继承衣钵，继续其恩师的研究，并对民主政治的形成进行了历史比较研究。而当我们打开这部书，便可以从卷首语看到学生对于师长的怀念――纪念塞缪尔?亨廷顿。 　　福山这部巨著内容十分庞杂，并非一篇文章所能概括。笔者这第一篇文章仅就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成谈些粗浅的理解。 　　中国人究竟在为何骄傲 　　由于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缘故，中国人无不为中国历史长久、文化延绵而自豪，但究其实质，我们自豪的到底是什么呢？有人会说“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有人会说“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传承唯独中华文明得以保存等等，实质上都在无意中承认了一个前提，即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华帝国在古代世界范围内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中华帝国的长期存在意味着帝国的稳定，尽管更换了数朝数代，但中央王朝所代表的政治结构保持稳定，并持续完善；其次，中华文明具有的同化能力（或者用现代流行词汇，即为“软实力”）使帝国得以长存，并将周边各民族、各国家融为一体，不论是被中央王朝武力征服的政治实体，还是征服中央王朝的政治力量，最终都成为了文明意义上的被征服者。俏皮却不失正确地说，在同化和传播价值观方面，古代中国是美国人的先生。 　　福山在研究古代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历史后，高度评价了秦朝。这是人类历史上已知最早的几乎可以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政治机构。笔者窃喜，这或许才是中国人最应该感到自豪的内容，而并非那笼统而言的“五千年”历史，更非充满争议的“文化完整性”等等。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国家为何物？目前比较公认的经典说法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的强制性机构。其形式特征包括：立法权控制下的行政管理与法律秩序、属人及属地的管辖权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国家是惟一宣称拥有使用武力的垄断权的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秦以来的中国即便没有全部的现代国家特征，至少也有相当一部分。 　　中国的独一无二 　　中国的政治发展脉络与印度、与西方世界不同，在逐渐从部落制过渡为国家的过程中，政治权力的绝对集中完成得最为彻底。中国的国家形成在很多方面几乎为一千年以后的欧洲历程树立了先例。中国自周以来的贵族，从未建立与中古乃至近代欧洲领主一样巨大的地方权力，而且植根于宗族的中国贵族，其权力往往分散于各地，并且纠缠于其他血缘团体，而在漫长的春秋战国分裂过程中，中国贵族的数量急剧消耗。另外，中国的贵族得不到法律和特权的庇佑，皇帝的权力自秦开始就异常强大，直至汉武帝时几乎彻底铲除了皇亲国戚可以用来谋反的能力。与此相比，近代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庶民、贵族与领主之间的交叉斗争则从未出现。看过著名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读者都知道，汉景帝一生都在努力扫平各个封建割据势力，平定七王之乱，随后又消除了梁王的兵权。汉武帝在北拒匈奴的同时，也把诸如淮南王等各地贵族的威胁彻底消除。随后他颁布《推恩令》，令诸侯王各分为若干国?使诸侯王的子孙依次分享封土，地尽为止；封土广大而子孙少者，则虚建国号?待其子孙生后分封。这样，诸侯的土地越分越少，日渐式微。在价值观上，刘彻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从贵族到庶民的“愚忠”倾向稳定而长久。 　　反观近代欧洲，在王权与贵族权力的争夺中，前者往往处于下风，最典型的就是英国《大宪章》的签订：1215年6月15日，英王约翰被迫签署了一份宪法性文件，该文件规定国王只是贵族“同等中的第一个”，没有更多的权力。究其原因就是“无地王”约翰持续征战，对庶民横征暴敛，庶民因此支持贵族抗衡国王的权力，使得国王、贵族、庶民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几百年以后，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君主亨利七世终结了玫瑰之战，王权在代表新教势力的市民的支持下得以暂时压制代表天主教会的封建贵族，绝对君主制最终在伊莉莎白一世时期出现。两者相较，福山的结论是：中国是这样一个早熟的现代集权国家，一开始就打败所有的潜在对手。 　　国家起源之谜 　　在得到这一令人自豪的结论的同时，恐怕又会有新的问题：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为何首先出现在中国，国家为何出现。 　　实际上，国家起源是政治学从未得到统一答案的问题，中国的大众教育似乎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答案，那就是马克思的阶级与国家形成理论，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阶级的分化是国家出现的根本原因。但是随着近年来更多社会学理论的传播，人们认识的马克思的理论只是一家之言，而且社会发展的逻辑也远未如他所言，世界上很多相对封闭的社会至今仍然没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