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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调处适用历史考察 　　摘 要：民俗作为人类社会中最早出现的规范现象，一直在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本文以历史的视角考察了民俗的调处适用，并从效力基础、在社会统治中的作用、与国家法的互动三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民俗 调处 历史 　　“由于情感恩怨、利益归属及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存在，人类社会从其产生的那一天开始，便伴随着各种不同的纠纷和冲突。”矛盾的出现，必然要予以解决。民俗是最早出现的规范现象，在出现法律概念之前它就早己经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初民对于习俗有着敬畏和认同，自动服从其约束。哈特兰认为，“初民远不是卢梭想像中的自由无拘的造物，相反，他的一切均受制于初民习俗的约束，不仅社会关系，就连宗教、巫术、民生、艺术，总之，他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无往而不困缚于此渺不可溯的古老传统的枷锁之中。”在法律出现之前民俗承担着管理群众解决纠纷的职能以使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 　　西周时，官府中就设有“调人”、“胥吏”官职，专司调解，平息诉讼。《周礼?地官司徒?调人》记载：“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凡有斗而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此时设置专门的部门和人员尽量“调处”人们之间的纠纷，只有当调处不成的才要“书之”上报官府。秦汉时，在亭、里设夫，承担“职听讼”的职责。“职听讼”即调处民间纠纷。唐代沿袭秦汉制，设坊正、里正调处民间纠纷，调处未果，才能上诉到官府，元代法律明文规定村舍的社长有调处的职责，《至元新格》规定：“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 　　社会矛盾遍及国家的各个角落，作为国家法薄弱的区域，宗法、民俗自然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父权、族权自然处于主导地位。社会矛盾产生后，矛盾各方选择调处以消除他们之间的对抗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大明律集解附例》载：“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又如，清代浙江萧山《朱氏家谱》告诫族人：“和乡里以息争讼。……如族中有因口角故及财帛田产至起争端，妄欲涉讼者，家法必先禀明本房房长处理”。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绕开了法律，通过族长或其他权威人物，用调处来解决纠纷。 　　（一）民俗调处适用的概况 　　春秋时的儒家把“无讼”、“和为贵”作为其追求的政治法律思想，无讼作为我国古代法律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在孔氏族谱中士这样记载的：“宗族细故，擅兴词讼，妨业伤财。且于敦睦之谊不合，不可不禁止也。”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为其目标。从原始不成文习惯法发展而来“礼”，因其起源以及对血缘或地缘关系调整的有效性，从而与乡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密切也更容易被接受，而“礼”与“俗”经常在一起被使用，说明了其间的亲和力和内在一致性。礼俗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其特殊的规范方式来调整社会关系和实现社会秩序。 　　国家视家族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础，支持在中国乡土社会秩序的建立和民间纠纷的解决中，充分发挥家族和习俗的功能。在社会矛盾化解中，国家的司法权与民众的自我治理权均有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一般的社会矛盾化解均有民众自我治理，这时的矛盾化解以民众自我和解与民间权威调解为主，只有此种方式无法化解的及涉及不同宗族和区域的矛盾纠纷才能够状告到官府。这样既保持了国家的司法的垄断和权威又给了民众以自我化解矛盾的空间。因为传统无讼思想的影响，古代中国社会将许多纠纷排除在司法范围之外，无讼的思想化为息讼的努力，调处被看作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选择。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民众的社会交往行为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宗法、风俗习惯等社会规范领域，这种社会交往行为方式一直没有中断并延续下来。 　　（二）民俗调处适用的基础 　　1、民俗的效力基础 　　在国家成文法出现前，民俗发挥了类似法律的作用，构成了法的前身；在国家成文法出现以后，民众大多依然使用、接受或依照着这些行为准则。人们自觉遵从民俗，主要是他们对民间法的心理认同，民俗符合其价值选择。民众既是民俗的立法主体，同时又是执法、司法和守法主体。民俗因民众的服从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民俗合法性源自于正义和秩序两大价值需求。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在乌尔比安看来“：正义乃是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人们把破坏惯例的行为叫做非正义的，而符合惯例的行为被认为是正义的。正义体现出人们对惯例的心理认同。因此，正义来自于后天的社会，是一种生活于社会中的人的社会性要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它是一种以人情为基础的以伦理为本位的正义观。民俗习惯和宗法的存在与发展，使得民众以此为矛盾消除的主要途径，这是民众社会生活的现状，是现实的“社会正义”。民俗正是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规则，以此为基础生成的民间秩序，并非国家或社会组织基于某种目的刻意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