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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海权角逐现实与展望 　　一、冷战后的太平洋军事结盟趋向 　　当前亚太地区的美日、美韩、美菲、美澳之间的安保条约是冷战时代的遗留物，除此之外，还存在两个潜在的军事同盟趋向：一个是以上海合作组织为背景的中俄军事结盟趋向，一个是美、日、韩、澳、菲、印、新、越等国海上军事结盟趋向。目前，这两大军事结盟趋向仅仅初露端倪而已，暂时还处于“同而不盟”的状态。 　　两大军事结盟趋向的各方都以威慑对方为战略目标，以独特的“同而不盟”的状态对峙着，双方都各自定期举行各种规模的多兵种联合军演。这种威慑本质上是外交语言和外交表态方式，有时是针对热点问题、有时是表达基本底线，有时是表达介入程度，有时是针对性的试探，有战略性的，也有战术性的。 　　松散的“同而不盟”比结成牢固确定的军事同盟益处要多，后者将敌对关系确定化，大大压缩了回旋余地，下一步就必须直接为战争做准备了，缓和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事实证明战争是没有必要的，根本打不起来，那么国家人力物力财力心力的浪费是巨大的。前苏联为准备打一场被事后证明打不起来、也没有必要的战争，是导致其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而不盟”比起确定的军事同盟显得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同而不盟”可防止潜在敌对关系升级为现实的敌对关系，从而将敌方确定化。另外，“同而不盟”是和平诚意的有力表达方式，表明己方并不想选择战争解决问题，只是不得已的防范而已。“同而不盟”又是遏制潜在对手的强大威慑手段，具有防止对方神经过敏地误判形势而反应过激，走向明确对抗的作用，并能有效地把对抗和冲突控制在较低程度内。 　　中俄定期化的军演暗示美国，别逼人太甚，中俄还有结成强大的军事同盟这招。美国同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甚至同越南进行海上军演，也在暗示和警告中国在对抗方面不要走得太远，否则后面还有以美国为首的海上军事同盟这一重手。 　　这说明经过一次、二次大战和冷战后，人们发现确定的军事同盟无助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结成军事同盟的国家虽表面增加了安全系数，但同时也因增强了“底气”、态度强化，不易妥协而更容易走向战争。另一方面，传统结盟政策确有增强力量的现实效应，这也是事实，于是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就是“同而不盟”。这表明21世纪国际社会里，外交与军事相辅佐的日臻成熟和对同盟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二、太平样地区的军备竞赛及困境 　　实际上，自1999年以来，李登辉、陈水扁公开宣布搞“台独”，就吹响了太平洋地区军备竞赛的第一声号角。当时大陆没有掌控台湾海峡制空权，也就等于没有了制海权，被台独运动搞得措手不及，只能匆忙从俄罗斯大量进口苏―27、和现代级驱逐舰。紧接着台湾大选，大陆导弹威慑，美军派遣两支航母舰队对大陆进行威慑警告。“台海危机”空前紧张，这刺激了中国提前、全面、快速启动军事现代化进程。 　　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国家经济结构由“内向型”变为“外向型”，史无前例的出现了涉及国家生存和安全的“海上生命线”和“海外重大利益地区”的问题。中国远洋防御能力远远落后的事实凸显了出来，建设强大海军的这一正当合理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海军现代化成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火车头。 　　中国海军的高速现代化打破了太平洋军事力量的旧有格局，一些潜在对手和与我们有边界争端的国家变得敏感起来，其中尤以美国、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台湾地区、甚至澳大利亚为甚。然而，中国并不会因这些国家的猜忌和神经过敏而放弃合情合理的海军现代化建设诉求，而美国、日本也不会甘心原有平衡被打破，因此中国与美日海权战略冲突长期化的趋势已不可避免。 　　眼下各国军备竞赛刚刚起步，还未与国民经济建设发生严重冲突。但长期看，军备竞赛若不加节制，迟早会严重妨碍经济发展，这个时候有必要通过“华盛顿海军协定”之类的妥协机制来达到某种平衡。 　　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中日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过去中国不存在“海上生命线”问题，现在迈入海洋国家行列后，中日两国的“海上生命线”重叠一致，一方能够完全维护自己的海上生命线，往往意味着对另一方海上生命线的绝对控制。除非两国关系长期友好，一旦敌对，就构成有你没我的零和关系，这一现象将是触发两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的重要原因。 　　三、太平洋地区形势紧张的三大背景 　　中国南海、东海地区海上紧张局面基本由三大背景因素导致。首先是世界发展重心向边缘地带再次发生历史性转移。历史上，文明的中心不止一次向往边缘地带转移。在古代希腊文明圈内，原来长期在争霸舞台上表演的主要角色是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在他们长期争雄混战中，地处北部边缘的马其顿帝国悄悄崛起，最后出来收拾局面，统一了全希腊，把希腊文明的强盛推向了顶点。往后，海上霸权迦太基在地中海边缘的北非一隅发迹，罗马帝国的曙光则在希腊文明的边缘破晓，不列颠帝国在欧洲大陆边缘蛮荒之地英伦三岛崛起，美国在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