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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意图与《文选》之根 　　摘要：作为我国现存第一部文学总集，《昭明文选》具有鲜明而深刻的文化史意义。太子萧统的编纂意图，不仅体现在形象工程方面，而且与梁王朝的文化工程息息相关。《文选》之根是为《五经》，其所透显出的强烈的儒学精神，正是中国最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客观反映。 　　关键词：昭明太子；意图；《文选》之根；儒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001-06 　　中国文化从孔子起就有“托事寄义”的传统。《太史公自序》云：“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昭明太子与司马迁一样继承了这个传统。明代张溥《昭明太子集题辞》曰：“后人见其《选》，即可见其志。”鲁迅《集外集?选本》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至于寓了昭明什么“志”和“意见”，他们没有说。之前之后，有许多高见，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尝试提出一孔之见，就正于方家。 　　一、《文选》的文化史意义 　　现在，关注《文选》与文化问题的学者多起来。窃以为，陈复兴先生《（文选与文化史――以（文选?咏史为例》是从总体上观照《文选》的上乘之作。此文开端便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特征：“尚合而不尚分，尚通而不尚专。”《诗经》的“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的文化特征就是“《文选》的基本骨架”。“萧统将赋置于全书之首并以《两都赋序》为赋之始，完全是出于传统的诗教目的”。从《补亡诗》到《公宴》诗，“其基本旨趣皆不出孝敬人伦之大义”。应用文“录入其书，也往往渗透其社会政治与文化上的考虑者居多，并非单纯的艺术欣赏”，等等。他的结论是：“《文选》也是一部文化史。”我的理解是，《文选》当然不是人们心目中那种模式化的文化史，但它包含了“远自周室，迄于圣代”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看，是可以视为“一部文化史”的。如果理解不误，陈先生的论断不仅可以成立，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文化史的角度审视《文选》者不少，但皆嫌粗略。而从这个角度全面而通贯地审视《文选》并做出精辟分析者，就笔者目力所及，当推陈先生为第一人。 　　王玫、曾彩华教授从“女性作品与女性题材”这个方面也指出：“《文选》编者对汉代二班（笔者：指班昭与班婕妤）之作情有独钟，除对其文学性及历史地位的认同外，强烈的政教意识与对性别角色规范的肯定，或是决定编者的选择。”“萧统以编选作品的方式对女性形象与两性关系的重构，若看作他身在储君之位而思其责，欲扭转时风的深刻用意，亦无不可。”把这两篇文章比观，可互相发明。 　　对上述二文，笔者除赞同外，更重要的是申明：本文受到了他们特别是陈复兴先生的启发，谨表谢意。 　　二、昭明太子的编纂意图 　　千余年的文选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发生、传承、演变的过程上：谁为《文选》作注及其是非，收录标准，文体分类，版本流传，编者是谁，等等。这些研究都很有意义，不可或缺，而且取得了累累硕果。1988年召开的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研讨会，就站在一个高起点上，而后在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的领导下，选学研究突飞猛进，由“妖孽”之被打倒而成为显学之新辉煌！但也有不足，如陈复兴先生指出的皆属于“文章学层面”，即处于形而下，是“远远不够的”。 　　对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陈复兴先生从文化史的角度谈了他的意见。我狗尾续貂，提出的问题是：昭明太子编纂《文选》的意图何在？《文选》之根是什么？ 　　讨论上述两个问题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即《文选》的读者对象是谁，是为萧统个人，还是为梁朝文坛？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无从谈起，故不得不辨。冈村繁教授在《文选之研究》的《序章》就明确指出：“《文选》三十卷最初并非为当时文坛而编纂……它最初只是萧统个人用的历代诗文名作选集。”是刘孝绰“为满足疾病缠身的昭明太子的赏读需要”而编纂的。冈村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日本汉学家，对《文选》研究也有杰出贡献，被称为“冈村氏文选学”；其书法也很有造诣，曾为拙作《文选学研究论文集》题写书名，我一直心存感激，并视为中日人民友好的一个花絮。但冈村先生的说法似未圆照，原因有二：一是只是一种推测，没有论证，没有文献支持；二是前后矛盾。他在后文说：“以前编就的……选集对于梁朝文坛而言已经成为难以满足……的古旧作品。当时能满足以昭明太子为首的梁朝文坛人士在诗文创作鉴赏方面之需的作品，首先不得不推离他们不远的宋齐以后华丽清新的诗文。”因而要编《文选》。“梁朝文坛”是“文坛人士”的整体，明显与“萧统个人用”相凿枘。即使加上“最初”二字，以昭明太子“重病”而推测是刘孝绰为萧统养病而编，其间的跳跃也太大，缺少必要的环节，难以令人信服。如果是这样，则纯属私事，与梁朝、与文坛无关。这将大大降低此项工作的意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