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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两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重新武装崛起异同 　　摘 要：两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受到战胜国严格的制裁。但由于利益矛盾激化和国际局势演变，战胜国对德国军备限制放松，德国趁机重新武装崛起。本文通过比较德国两次重新武装的内外因素及异同，阐述德国两次战后重新武装的轨迹。 　　关键词： 德国；重新武装崛起；两次世界大战 　　1战后对德军备制裁措施简述 　　一战后，为防止德国军备重新崛起，协约国对德签订了一系列条约，竭力使德国的军事力量荡然无存。军备限制条款包括：限制德国军事人员数额和服役期，解散重要军事组织，武器生产受协约国监视，禁止德国对外军事交流，划定非军事区，拆毁战备工事，空军战后残存部队移交战胜国。[1]协约国同时在柏林设立三军委员会监督德国军备制裁执行情况。 　　二战中德国再次战败，国力遭受毁灭性重创。同盟国实行了严格的制裁：拆毁工厂，设备抵偿为赔款，削弱军事工业和优势技术，关闭自然科学和工业研究所。旨在以“一个强大的欧洲，一个虚弱的德国”使德国彻底非工业化和重新农业化，将德国的生活水平降到1932年的水平，让德国彻底丧失发动战争的能力。[2] 　　2军备制裁由严格到松动 　　2.1 一战后制裁政策的松动 　　面对协约国的严格制裁，德国充分利用战胜国之间的利益矛盾，为打破军备限制做出了很大的外交努力。可分为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极权统治两个阶段。 　　魏玛政府充分利用制裁国之间的矛盾，逐步弱化制裁措施。第一，德国外长进行了出色的外交谈判，争取通过的《道威斯计划》《杨洛计划》为德国经济争取了更大的自由。德国接受美英的贷款，为德国重新武装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二，与苏联积极合作，抵御西方对德军备限制。德苏军事协作始于1920-1921年冬季。1922年，德苏签署《拉帕洛条约》，扩大军事合作范围。第三，实行“工业合理化运动”，钢铁、化学、交通运输业实力居欧陆之冠。 　　希特勒极权统治期间，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激化国内舆论和民族情绪，逐步冲破凡尔赛体系的约束。第一，舆论上进行思想洗脑，奉行独裁的“领袖原则”，大肆鼓吹“生存空间论”，为对外侵略以及种族清洗提供思想基调。第二，打击国内反法西斯势力，扩张党卫队秘密警察，取消纳粹党以外的一切政党，这为德国的扩军扫清了议会上的障碍。第三，实行工业军事化，奉行“总体战争经济”，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第四，退出国联以及裁军会议。到1934年底，德国不仅拥有近40万的党卫军，近100万的冲锋队，陆军正规军扩大到29万；更有一支包括2500架飞机的空军。[3] 　　2.2 二战后军备制裁政策的松动 　　战后同盟国对德军备政策起初极为严厉：第一，法国由于历史积怨强硬要求彻底解除德国军备，对德实行民主化改造。第二，美苏依旧保持着战时的“密切关系”，出于对德国高效率生产及强大工业潜力的恐惧，双方一致竭力阻止德国重新武装。[4]第三，同盟国揭露纳粹暴行，推行民主化，使德国民众受到教育，支持军备限制。 　　然而，国际形势逐渐发生巨大变化。欧洲整体衰落，美国计划重振欧洲经济，其中也包括联邦德国。法国战后国力衰落，国内动荡，党派冲突，在东南亚战场以及北非战场的失利使得法国不得不重新检视自己的实力。朝鲜战争爆发，美苏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势力范围，德国从一个受监护的战败国一跃成为头等的战略资源。1949年8月，苏联成功试验核武器，西欧诸国倍感恐惧，美苏拉开对峙态势。在英美的压力下，一样出于对共产主义势力的恐惧，法国最终在德国承诺的人数限制以及武器的使用内，允许德国在北约的框架内重新武装。 　　3德国两次重新武装崛起的异同 　　3.1相同表现 　　德国国内一贯的种族优秀论思想使德国崛起有了强劲的思想动力；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创新能力以及德国先进的科学技术；雄厚的基础工业成为德国崛起的现实条件；政治家和军事寡头的推动成为德国武装崛起的领导因素；地缘政治使得德国的安全成为欧洲大陆防务的核心，武装崛起是德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军事将领在规划武装崛起中的作用较大；都有共同的针对苏联因素；灵活务实的外交艺术为德国成功崛起创造了有力的环境；对德国武备制裁所遗留下的空间成为战胜国为了各自利益进行博弈的契机。 　　3.2差异表现 　　一战后德国保留大量的军队，技术人员和基础工业，具有很强的反弹性，旧军人势力在政府中有着相当的力量，而二战德国军国主义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德国领土分裂，重整军备是一个漫长的博弈、交易的过程。一战后英法扮演主要的制裁国角色，美国是离岸平衡者；二战后美国成为德国武装崛起的直接推动者和决定者。一战后的重整军备属于帝国主义内部的掠夺与反掠夺斗争范畴，而二战后德国的军备崛起有着很强的为冷战防务而备战的印记。一战后德国军国主义势力强大，国家未进行实质性的民主化改革，协约国的制裁其主要目的是重新划分均势，剥夺德国的实力，而二战后德国武装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