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嗣同对封建伦常破与立.docVIP

论谭嗣同对封建伦常破与立 　　【摘 要】谭嗣同处于中国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形成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要求促使他对封建社会的三纲之说展开了深刻批判。在我国古代主流关系的五伦之中，他提取出“朋友之道”中蕴含自由、平等、自主意味的可贵之处，主张以此来改造其余四伦，重建社会关系。谭嗣同对我国封建社会伦常关系的批判是破与立的统一，其对伦常关系的看法对我国当今社会人伦关系的处理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三纲；五伦；破除；重建；启示 　　谭嗣同生活在同治和光绪年间，此时的清政府在经历过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之后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正处于形成和发展时期。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维新激进派的代表，谭嗣同对封建的纲常名教展开深刻批判，喊出了“冲决网罗”的时代强音。他对作为封建伦理主干的三纲五伦极其憎恶，在对这些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进行猛烈攻击的同时，破中有立地提出了以“朋友之道”改造其余伦理关系的主张。 　　一、对三纲的破除 　　谭嗣同综合了儒家“仁”的观念和西方自由、平等的理想以及佛教的众生平等理论，提出了“仁―通―平等”的伦理道德观。他以“通”作为“仁”的本质特征，指出“仁以通为第一义” [1]，“通之象为平等” [2]。通具体包括“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 [3]四方面内容。“中外通”意为打破国界限制，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自由沟通和交往，实现通教、通学、通政、通商；“上下通”意为打破等级界限，取消上尊下卑的不平等；“男女内外通”指消除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打破宗族之间的界限；“人我通”即指实现了前三种相通之后自然形成的破除了人我彼此对立的、人与人自由平等交往的相亲相爱状态。实现了这四种通的世界便是理想社会和最高的道德境界。 　　与这种理想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王朝的实际情况与此平等自由、互亲互爱的世界相距甚远。谭嗣同认为这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网罗重重”导致的，因此他大声疾呼“冲决君主之网罗” [4]，“冲决伦常之网罗” [5]。而其中的三纲五伦由于长期以来被统治者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灌注到人们的思想中去，深深地禁锢着国民的思想。由此他对封建的伦理纲常展开了激烈抨击，指出封建纲常并不是什么“天理”，而是统治者为巩固和加强自己的专制而设立的，“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 [6]，是其为了控制万民而制造的“钳制之器”。他指出这种“愚黔首之术”导致“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 [7]。痛斥“三纲之摄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 [8]，中国数千年的历代王朝“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 [9]。由此谭嗣同对作为封建伦理道德主要支撑的三纲一一进行批判。 　　（一）对“君为臣纲”的抨击 　　谭嗣同认为三纲五伦之中，“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 [10] “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 [11]，因此他对这一纲常展开了最为猛烈的攻击。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提供理论支撑，他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12]认为孔子著述《春秋》正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而作，古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孔子的原意，给了君主过多的权力。他吸收西方“契约论”的思想，解释了君主的产生：“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 [13]君主是由人们推举产生的，由此便否定了历代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而提倡“君末民本”。“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 [14]君主是人们推选出来为民办事者，“君者，公位也”，如果不能很好地履行这份职责，人们就有权利“易其人”，“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15]，此为“天下通义”。 　　君亦一民，但是自从有了封建独裁者以来，普通民众的权利便遭受剥夺，“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之所命，不敢不受” [16]。君主以天子自居，使人民从心底服膺，不敢稍有悖逆。君主占有君位后，倾尽全国财富以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同时又滥纵百官，欲传基业于万代子孙，把公天下变为私天下。由此谭嗣同批驳了基于“君为臣纲”而形成的在历朝历代被视为美德的“忠君”、“死节”等规范。他认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叛逆者，君主创之以恫吓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自叛逆来者也。不为君主，即詈以叛逆；偶为君主，又谄以帝天。” [17]人们废黜不善之君是合情合理的，不应被称为叛逆。他认为“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