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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权利能力与胎儿利益保护 　　摘 要：权利能力制度与胎儿利益的保护关系密切，然而由于权利能力的基础性以及胎儿主体地位的特殊性使得胎儿利益的保护十分复杂。权利能力的提出是一种技术性的产物，承认胎儿享有权利能力在技术操作上的不便性使得仅有少数国家承认胎儿享有权利能力，而权利能力以出生为标准则是包括我国在内大多数国家研究胎儿利益保护的基本前提。由于胎儿不享有权利能力，这就使得胎儿无法成为承担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进而出现胎儿利益保护与权利能力制度之间的矛盾。通过比较研究发现胎儿利益的保护可以分为出生者利益的溯及保护与真正的胎儿利益的保护，并且现阶段研究胎儿利益的保护实际上多为出生者利益的溯及保护。在此基础上，为解决胎儿利益保护与权利能力制度之间的矛盾，提出“器官机能法益说”来调和权利能力制度与胎儿利益保护间的关系。 　　关键词：权利能力；胎儿利益；溯及保护 　　胎儿利益如何保护一直是困扰学界的一个难题。在我国现行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中①，仅在继承法第二十八条对胎儿预留份做出了规定，允许活体出生的婴儿继承其胎儿时期的遗产特留份。然而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明确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始能享有民事权 　　利、承担民事义务。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没有出生的胎儿何以享有继承的利益。另外，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胎儿在母体期间也极易受到各种伤害，他们的利益又该如何保护、依据又在哪里。为此，有必要对胎儿利益保护进行研究。 　　一、权利能力――胎儿问题研究绕不开的话题 　　我们知道，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法律关系（即由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要想受法律的约束，就必须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如果没有主体资格，那么必然也无法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就民事法律关系而言，它是由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组成的，而民事权利能力就是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这样看来，要想通过民法规范来保护胎儿利益，就需要赋予胎儿以民事权利能力②。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按照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权利能力并非天赋的，而是由于主权者基于政策的考虑作出的授予，那么这就有个授予的时间问题。对于调整最广泛社会关系的民法规范而言，自然人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从何时开始就必然涉及胎儿问题。承认或否定胎儿享有权利能力，无异于赋予或否定胎儿在民法规范中的主体地位，同时这也是一个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过程。因此，研究胎儿的相关问题，民事权利能力研究是不应该也是不可能绕 　　开的。 　　然而，单纯的民事权利能力研究是极其困难的。我们知道，民事主体、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权利能力可谓是民法规范中最基础的概念。拉伦茨在其巨著《德国民法通论》中曾说：“私法的第一个基本概念是权利主体、第二个是法律关系。”我们从来都是将上述三个概念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进而在这个前提上自信不已地构建民法世界。因此，权利能力的研究必然要探寻民法的本源。这不仅需要哲学、法理学、部门法学的深厚功底，而且也不是一篇论文所能承受的，故笔者探讨的权利能力将局限在与胎儿有关的范围内（然而这也是不容易的）。 　　在古罗马法中，并没有“权利能力”这个概念，与其相当的一个词叫“人格”。现在学界通常认为，“主体”“人格”与“权利能力”三体同义。但是古罗马法的“人格”范围要比现在的“权利能力”范围小得多。罗马古时，只有贵族家长是权利义务的主体，市民中的家属以及平民则都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利义务的主体范围才从贵族家长逐渐扩展到几乎完全自由人，但仍不包括奴隶在内。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能力”概念滥觞于德国。尹田教授曾说：“从古罗马的故纸堆里发掘其人格理论，并将之作为法技术手段有条件地重新利用的工作，是由德国人来完成的。”德国民法典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 　　二、权利能力应从何时开始――胎儿利益保护必须回答的问题 　　权利能力为何会与出生联系起来？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地是：权利能力的开始与人格的开始是不是一回事？尽管前面笔者已经提到，学界通说认为人格与权利能力二者是同义的。然而这里却不能将权利能力的开始看做是人格的开始。因为在中国语境中，人格是有尊严的，人格作为人格尊严必然牵涉伦理价值的评判（法律人格亦是如此）。“看到一个受精卵、胚胎、胎儿或者死体婴儿，我们就会联想到人类的生物性的由来，尽管这些个体不能发挥作用，但是却能使我们联想起自己和躯体的关系。既然我们自己都是由这些发展而来，自然地就会联想到这些个体也具有人格（而应受到尊重，笔者注）。”如若人格真有开始，我们如何能将塑造一个人个体性全过程中的一部分排除在人格之外？而权利能力的开始却是可以探讨的。因为“权利能力”这一概念的诞生就是法律技术的产物，它就是为了解决法律关系中主体资格的有无问题（进而方便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分配）。在我国，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开始时间有“阵痛说”“断带说”“独立呼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