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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废除放牧 　　放牧（grazing）通过草地―家畜直接的相互作用维护草地和家畜健康、生产草畜产品及其他物质和精神产品、取得经济效益。它是地球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管理方式之一，传统意义的放牧地超过全球陆地面积的一半，包括草原、部分耕地和林地[1]。放牧系统的植物生产超过全球1/3以上，生产了世界大多数动物产品，养活了1/3以上的人口[2]。放牧也是我国土地最重要的管理方式之一，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食物安全的重要途径[3]。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我国是放牧大国，还不是强国，因为90%草原退化，中度退化占1/3以上[4]，普遍认为放牧是“罪魁祸首”，但本质原因是我们的放牧理论和技术远不能满足草原管理的需求[1]。过去20余年，人们谈“牧”色变，制定、实施了全国性“禁牧”战略。近年来，社会对放牧的认识开始向理性回归，深入了解放牧的本质，有助于我们加快研究和使用草原可持续放牧的新理论、技术和模式。 　　1.草原退化不是放牧的必然结果 　　全球70%的草原退化，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退化草原较少，甚至有放牧上百年的栽培草地。我国草原退化的原因较多，可以归纳为环境变化、过度放牧、社会管理等，但根本原因是人口压力，它直接导致超载过牧，人口密度超过150人/km2的区域，80%以上草原退化（图1）[5]。在行政村和县域尺度，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不当不仅直接导致草原退化，而且通过其他因素加速草原退化。草原退化不是放牧的必然结果，人口压力导致的资源掠夺性使用是草原退化的根本原因，而且对这一点认识不足是我国草原持续退化、退化草原未能及时恢复的根本原因。草原禁牧相对于过度放牧是另一个极端，没有家畜的草原和离开草原的家畜一样，都会出现健康问题。 　　2.放牧是草原健康的基础 　　草原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其可持续利用的基础。家畜和牧草是系统营养循环链的两个节点，物流失调导致草原元素衰竭，是草原退化的直接原因[1]。草原放牧使得绝大多数物质存留于牧草，只有少部分被家畜同化为畜产品（图2）[6]。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肉牛―高羊茅系统中，牧草刈割利用，P、K、S、Ca、Mg这5种元素的流失速度分别是放牧收获畜产品的11.6、236.8、36.8、6.01和101.8倍[7]。世界广泛分布的作物/天然草地―家畜综合生产系统、农林牧综合生产系统，草原通过家畜向耕地输出大量的厩肥后，依然可以通过生物过程和和大气尘降而补充[2]。从生态系统物质平衡的角度，放牧是草原可持续的利用方式。 　　放牧家畜能够均匀地将排泄物施肥于草原，一年中草原最多有20%和5%的面积分别被家畜的尿和粪覆盖[8]。一般，家畜采食牧草75%-95%的N随粪便返还草地，在白三叶/禾草草地放牧肉牛和肉羊每年返还N130-240kg/ha，奶牛每年可返还300-450kg/ha，其中40%-83%为尿N[9]。家畜尿对牧草的作用是即时的，可以持续数月；家畜粪对牧草的效应要半年后才能表现出来。放牧不同的家畜，返还的营养元素也有差异，一般奶牛比肉羊把更多的N和矿质元素固定在畜产品中（表1）[10]。 　　适度放牧增加草原一年生物种和多年生物种，一年生物种更明显（图2）[11]。综合分析北美、南美、欧洲、澳洲、非洲和亚洲的草原放牧研究结果（表2）[12]，放牧对牧草生物量没有影响，虽然降低地上生物量，但是提高地下生物量，然而这些结果只有一个来自中国。我国的研究则表明，放牧抑制地上和地下生物量形成，降低总生物量近60%，反映了我国草原全面退化的现状；放牧对地上部分的抑制作用高出地下1倍，这一结果与全球试验研究一致（表2）[12]。 　　3.放牧是草地最经济的利用方式 　　与割草等利用方式相比，草原放牧因人力、机械、能源、畜圈、道路、运输、排泄物处理等投入成本少，是草原最经济的利用方式（表3）[13]。澳大利亚70余年的草田轮作试验表明，刈割替代放牧导致作物减产[14]。 　　草原单一放牧利用与改良后放牧利用相比，产草量和能量转化效率不及补播的一半，甚至只有施肥+补播的1/3；但其投入不足改良草原的1/4，甚至不足1/10；因此，产出/投入比是其3倍以上。能量效率常用来表示生态效率，能够指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可见放牧的草原具有更高的生态可持续性（表4）[15]。 　　草原放牧与收获干草、种植青贮玉米相比（表5），土地利用的总收入不足后者的1/3，因为成本不及后者的40%，所以纯收益高于收获干草和青贮玉米，甚至高出5倍以上；放牧利用的产出/投入比是收获干草或种植青贮玉米的2倍以上。集约放牧虽然经济效率不如自由放牧，成本也高于粗放放牧82.9%，但因集约化措施大大提高了产出72.3%，因而集约放牧的纯收益比粗放放牧高72.0%（表5）[16]。 　　改变放牧制度和放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