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阳虎专鲁为例看春秋末期鲁家臣制度.docVIP

以阳虎专鲁为例看春秋末期鲁国家臣制度 　　摘要：随着分封制和宗法制度的日益成熟，我国在西周时期逐渐形成了完备的家族形态。与此同时，家臣制度也随之完善和发展。但是到了春秋末期，屡有家臣判主的事情发生，且类似事件大多发生在鲁国，这对春秋末期家臣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关键词：阳虎；世袭制；宗法制；张公室；陪臣执国命；家臣制度 　　家臣制度始建于西周时期，西周是一个等级森严，宗法严密的分封制国家，家臣作为奴隶主贵族及卿大夫们的私家官吏，在严密森严的等级宗法制度下，就是依附于贵族和卿大夫们的寄生阶层。西周的宗法制、分封制让阶级划分达到顶峰，从而也使家臣制度趋于完善。春秋时期，家臣制度日渐成熟，已拥有一套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完善系统。但到了春秋末期，社会动荡不安，屡有家臣叛乱，家臣制度开始走向衰落。春秋末期家臣叛乱以鲁国为甚，在鲁国众多发动过叛乱的家臣中，阳虎尤为典型，我们可以从阳虎叛乱的事件中了解鲁国当时的的家臣体系，从而追踪春秋末期鲁国家臣制度的变革。 　　一、宗法性的破坏 　　春秋末期，鲁国公室日渐衰微，公卿势力开始强大，作为公族的三桓势力尤为强势，驱逐鲁昭公，季氏宗主季平子独掌大权。在这种状况下，公室、私家斗争愈演愈烈。《礼记?郊特牲》载：“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1]在鲁国，宗法制由此开始被打破，“礼乐征伐自卿大夫出”[2]。卿大夫势力的发展也造就了家臣势力的膨胀。“上行下效”，势力的日渐膨胀，阳虎作为卑微的家臣，面对权利的扩张，私欲的诱惑，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一触即发。《左传?定公五年》：“乙亥，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怀。”[3]阳虎发动叛乱，开始专季氏，掌握鲁国大权。 　　阳虎，据史籍载：“阳虎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则微者也。”[4]所以说，阳虎身为鲁国公卿季孙氏家臣，身份卑微。《左传?定公八年》又言：“阳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己更孟氏。”[5]就有学者推断阳虎是孟氏族人。本人也同意此种看法。首先，鲁国“三桓”皆为公族，鲁国又是最为遵循周制的国家，故而宗法血缘关系是出任宗主的必然条件，否则难以服众。在当时的鲁国，阳虎势单力薄，想要去除盘根错节，血缘紧密的三桓更立新族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原来的三桓宗族中选择新势力出任宗主，然后抱团增势。而新势力必须是宗族之人才能使本身就蠢蠢欲动，虎视眈眈的鲁国公族有暂缓发难的可能。所以说阳虎极大可能是血缘关系较远的孟氏族人。阳虎既是孟孙氏族人，就属于宗法性家臣。在当时，家臣之于家主应是绝对的忠诚依附关系，“知家不知国”才应是家臣的正常表现。而阳虎背叛宗室，囚禁季桓子，“盟桓子于稷门之内”，专宗主之权，这种叛乱的行为已严重违背了宗法制。作为家臣的阳虎已经不是封建礼制与宗法约束下“士为知己者死”的忠主之臣了，而是“亲富不亲仁”[6]，依附于宗主势力，然后顺势而发以掌大权的投机牟利主义者。在阳虎叛乱之后，为了避免宗亲族人叛乱，鲁国公族开始启用非宗法性家臣，比如孔子及其弟子的入仕。子夏曾言：“学而优则仕”[7]，说明在当时，没有宗族血缘关系的平民只要有才干就有机会进入仕途，而这也被贵族们所广泛接受。也就形成了春秋末期鲁国家臣已不再是过去同宗侧室或小宗所出之人才能担任，演变成了贵族招揽门客贤士为自己服务，出谋划策扩大势力的途径。 　　在阳虎叛乱后鲁国公族对家臣的选择上我们就可看出，以亲缘关系为主要依据的家臣制度已经被打破。“阳虎专季氏，季氏专鲁国”，已经使整个鲁国的宗法体系岌岌可危，公室、私家、卿大夫家族内部等的矛盾已经不是宗亲血缘可以暂缓维护的了，卿大夫需要招揽人才扩大势力，对抗公室，而知识分子需要依附贵族来实现自我抱负或者对权利的追求，他们相互利用，各为己利。鲁国后期的家臣制度跟着发生变革，它的宗法性开始被打破，家臣对宗主的依附不再是靠血缘维系的绝对忠诚，而是以利益为支撑的互惠互利了。 　　二、“张公室”为臣 　　“张公室”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八年》：“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在春秋末期的鲁国，三桓把持政权，季氏权利最大。三桓最终驱逐昭公，在这个卿大夫篡权专政的过程中，他们的家臣也随之扩大势力，随着实力的强大，他们已不满足目前的地位，欲“张公室”。尽管鲁国上至国主，卿大夫，下至士人，对于“张公室”都是不满和反对的，他们认为在森严的宗法制度下，阶级属性层层递进，卿大夫忠于诸侯，家臣忠于卿大夫才是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准则。但当家臣权利及财富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社会舆论的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所以，在公孙归父，南蒯为“张公室”提供先例之后，阳虎尽管没有明确打着“张公室”的旗号，却行着“张公室”之事。《左传?定公八年》：“...阳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孙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