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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监督制度改革若干问题 　　侦查监督是我国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侦查机关进行的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担负的法律监督职能。早在我国人民检察制度创建初期，检察机关就被赋予侦查监督职能。1954年颁布的我国首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当时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设置了侦查监督厅，还制定了《关于侦查监督工作程序方面的意见(试行草案)》。按照该试行草案的规定，侦查监督工作的范围包括四个方面：(1)审查批准逮捕人犯；(2)审查决定起诉；(3)处理对于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违法现象或关于冤案、错案的申诉和控告；(4)对于发现有问题的案件进行检查。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这一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等均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纠正刑事立案、侦查活动中的违法等侦查监督职能。各级检察机关通过依法履行上述职能，维护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保障了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仅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刑事案件，就督促立案20198件；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6774件；对应当逮捕而未提请逮捕、应当起诉而未移送起诉的，决定追加逮捕20703人、追加起诉16679人；对不符合法定逮捕、起诉条件的，决定不批准逮捕107815人、不起诉29871人；对侦查活动中滥用强制措施等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22050件次。但是，实践中也暴露出侦查监督制度还存在一些制约职能作用充分、有效发挥的缺陷，需要通过改革予以完善。本文试就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一、侦查监督制度改革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检警关系 　　 　　(一)“检警一体化”不符合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 　　近年，在关于司法改革的讨论中，法学界和实务界的一些同志主张学习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建立“检警一体化”的“大控方”体制“使检察机关能够有效地指挥、控制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确保侦查为公诉服务。如有的学者主张，应在认真借鉴国外处理检警关系的经验基础上，以检警一体化为基本思路对我国的检警关系予以改造和重塑。建立何种检警关系是涉及侦查监督制度改革基本方向的重大问题，应当认真研究论证。 　　笔者不赞成实行“检警一体化”或者建立侦检“大控方”体制的改革主张。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对侦查、审判、执行等司法、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责。尽管我国检察机关也像各国检察机关一样行使公诉权，但是公诉只是检察机关的一部分职能，而并非检察机关性质和定位的决定性因素。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及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特色之一。中央反复强调，司法体制改革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包括侦查监督制度改革，应当在这个基本制度框架下进行。 　　根据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我国检察机关被赋予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对刑事立案与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权。其中，对立案和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主要是为了保证立案和侦查活动的合法性，维护执法公正和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而审查逮捕权的配置，则主要是为了严把羁押关，防止侦查机关出于侦查便利随意逮捕羁押犯罪嫌疑人，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审查起诉权的配置也是为了防止对公民、组织随意予以起诉，并就侦查活动有无违法情形再次进行审查把关。这些，都体现了对立案、侦查工作合法性的监督和制约，也是侦查监督制度的基本价值之所在。侦查监督制度改革需要探索完善检警关系，但是这种探索和改革必须坚持侦查监督制度的基本价值，改革的目标不应是构建更加紧密的检警关系，而是要使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T作的监督更加及时、更有成效。如果实行“检警一体化”，检察机关就势必要深度介入公安机关的立案和侦查过程，乃至起指挥、调度、控制作用，形成与公安机关共同的诉讼利害关系，这虽然可能有利于增强公诉能力，但是却背离了宪法和法律对检察机关的基本定位，弱化了侦查监督职能。从汉语言角度来看，“监督”之“监”，是指从旁察看，“督”是指督促，“监督”就是“察看并督促”。侦查监督就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行为是否合法从旁进行察看，发现违法时予以提出并督促纠正，这显然与控制、指挥是不同的。监督要有距离，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不能过于密切，更不能形成共同利害关系，这样才具有公正性和公信力。相反，控制、指挥则需要建立控制、指挥者与被控制、指挥者的密切联系，而且双方要上命下从、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也就是所谓“一体化”，显然这已不是监督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