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术语移植看国传统喜剧鉴别之难.docVIP

从术语移植看中国传统喜剧鉴别之难 　　摘 要：悲剧、喜剧、悲喜剧“三个十大”已成一种文学常识，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戏剧的具体鉴别仍然存有分歧，甚至对于“喜剧”概念的引进也屡有置疑。这些争论的焦点还须追究到悲剧、喜剧、悲喜剧的鉴别标准，进而反思日本学者译“comedy”为“喜剧”并在20世纪初移植到中国的合理性。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关键词：喜剧 术语移植 鉴别标准 喜刺剧 喜合剧 　　喜剧可指美学范畴，亦可指艺术门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喜剧，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包括戏剧中的喜剧、带有喜剧性的小说、诗歌、笑话、幽默故事以及曲艺、漫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狭义上仅指戏剧中的喜剧，通常我们以相对狭义的角度讨论喜剧。然而，当我们使用“喜剧”一词时便不可避免的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借鉴“喜剧”这一西方戏剧理论术语，就意味着我们应该从这一术语的立场出发审视中外所有的戏剧文本，而另一方面，采用“喜剧”一词，似乎已经默认了“喜剧”这一概念的普适性，即中国存在西方戏剧史上的喜剧这一形式，并且能够使用这一术语审视中国传统的戏曲。 　　审视中国戏剧理论研究，早在20世纪之初，王国维即已指出“明以后无非喜剧，元剧则有悲剧在其中”，并声言关汉卿的《窦娥?w》与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①王国维首次借鉴了喜剧、悲剧这一术语分析中国传统戏曲，虽有首彰之功，但考其初衷，不难发现当时王国维对悲剧、喜剧这两个术语的移植，多半出于对于传统剧作的推崇和对民族文化的热情，其间掺杂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毋庸讳言的，就其理论探索而言难言系统与深刻。其后，沿着这一思路鲁迅、郑振铎、蒋观云等人都有所论述，但真正的文本研究并不多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喜剧研究中，上海文艺出版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80年8月初，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赵景深、郭绍虞、朱东润、蒋孔阳等知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典悲、喜剧问题进行讨论。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可否使用悲、喜剧对中国传统戏曲进行分类、分类标准如何确定、以及具体作品又如何划分。随后，上海《文汇报》1980年8月6日第3版专门刊文予以报道。在本次讨论中，多数与会学者承认引进悲、喜剧术语的作用，但对具体作品的厘定和分析，则持较为审慎的态度。当然，也有少数与会者持反对态度，认为悲、喜剧术语与中国水土不服，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的结局多，不论是元杂剧或明清传奇，大多数作品都不能列入悲剧和喜剧，因此不宜作悲、喜剧的划分。② 　　时间已指向了21世纪，当我们重新厘定这一术语时，发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说是悲、喜剧研究的一个小高峰。如同风靡一时的八十年代热一般，我们将很多褒义词奉献给了那个时代，但是仔细审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重新梳理那个时代的理论探索，不免遗憾地发现那个时代所留下的精神遗产远没有想象中的丰厚，对“喜剧”的探讨也像那个时代此起彼伏的文学思潮一般，有点浮光掠影。时至今日，八十年代关于戏剧分类的置疑仍在持续，肯定者称之悲、喜剧概念的移植在事实上结束了中国有无悲剧的术语之争，实现了研究视角的转移，自此之后悲剧意识、文化因素以及审美特征成为研究的增长点。③质疑者则认为此类术语移植旧题未解，新题又出，只会徒增烦恼，麻烦不断。④有些学者则更为明确地表示，悲、喜剧术语的引入是一个误区，并将这一误区的始作俑者追溯到了王国维：“这一误区从王国维就形成了”⑤。 　　从研究现状看，自从王国维将“悲剧”、“喜剧”这一对术语引入到近代戏曲研究中，关于其鉴别标准的讨论从未间断，许多研究者专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上世纪除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的讨论，以及结集出版的《中国古典悲剧、喜剧论集》这些理论探索之外，八、九十年代专以“鉴别标准”为题的论文就有很多篇。但是时至今日，也无定论，且益发有分歧之嫌，甚至质疑悲、喜剧观念引入必要性，认为用古希?D人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概念来阐释中国古代的戏曲明显水土不服，强行引入只会削足适履，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在具体操作上好多篇目的分类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比如说，收录在《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中的《墙头马上》是一部具有浓厚喜剧色彩的爱情戏，洛阳总管李世杰之女李千金与裴尚书之子裴少俊一见钟情，后私自逃离家园到裴家后院躲藏七年，生了一男一女，在第三折，裴尚书发现后将李千金驱逐还家，悲剧色彩浓厚，可谓“瓶坠簪折”。施惠《幽闺记》中，番兵入侵，蒋世隆和王瑞兰两家人在逃难途中不幸失散，蒋世隆病倒客栈，与王瑞兰相濡以沫建立的感情又因门户之见而被王镇拒绝，全剧悲喜交加，悲剧冲突十分尖锐。在《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琵琶记》里却有很多插科打诨、谑浪笑敖的情节。我们不能用“喜剧性调剂”（Comic Relief）⑥来解释这种情节设置，因为这些桥段的设计并不仅仅是将喜剧色彩的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