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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靠《舌尖上中国》这类片子进国际市场 　　2013年，为拍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马尔科姆?克拉克（Malcolm Clarke）来往中国的里程近30万英里。他试图用9个故事来呈现一个宏大的命题：中国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全世界展现的活力。 　　5月9日，中国纪录片制作联盟2014年年会上，克拉克被镜头簇拥着，不间断地和数十人拍了20多分钟合照后才得以脱身。此前，北京时间3月3日，他以《六号房小姐》（The Lady in Number 6）第二度夺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该片讲述了年龄最大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爱丽丝?赫兹?索默（Alice Herz Sommer）持续一个世纪不停歇的钢琴弹奏，109岁的人生故事在古典音乐中缓缓展开，过往的恐惧与痛苦都融化在她的微笑和琴声里。 　　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克拉克调侃自己，“我这辈子都在摄像机后面度过，镜头前的感觉对我来说真挺古怪的。我喜欢躲在阴影中，不让人察觉我的存在。”而导演的不存在，正是克拉克在纪录片中一贯秉承的理念。 　　人物PORTRAIT = P 　　Malcolm Clarke= C 　　好莱坞是香肠制造厂，纪录片是手工制衣 　　P：你有两部纪录短片获奥斯卡金像奖，但最初你并不想拍它们，Caroline Stoessinger甚至用了3年时间说服你去和Alice见一面。你为什么不愿意进行这些题材的拍摄？ 　　C：如果我没法感觉在情感上和这个题材有联系，我就会（拒绝）。拒绝第一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你不必去死》，原因非常简单。我有两个小孩，而如果我去拍那部电影，我得花很多时间待在一个地处美国中西部的大医院的儿童癌症中心。我根本没有心思去跟那些我知道就要死去的孩子在一起，这在情感上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我很真诚而有礼地说我不想去做这件事。但每次我说不，他们就允诺我更多的钱拍摄，然后他们又加了价。直到最终……那是HBO，美国家庭影院频道，他们向来对我很慷慨，在很多年里，他们为我的所有电影提供了资金来源而几乎没有过任何质疑。所以我处在一个好像是道义上的责任的状态――至少要去明尼苏达见一下这个家庭。于是我去了。在认识了他们后，我很清楚这一定是可以拍成一部电影的。那是一个很扣人心弦的故事。而他们是一群很坚韧的人。在那个时候，我说好，我拍。 　　P：什么样的题材会让你觉得有情感上的联系？ 　　C：我必须被这个题材打动。并不是说要被（感动到）哽咽，有些时候我会因为暴怒而被打动。几年前我拍过一个关于非正义的电影，是说一个连环杀手，在我看来是被允许杀害了49个女人，没有人干涉他，因为他杀害的是妓女。警察和当权者对于那些受害者毫不在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人是在清道。在第七起案件后他们就已经知道是谁做的了，但是之后还有42个女人被杀害。这让我很愤怒，所以我拍摄了这个题材。而关于Alice的这部电影，《六号房小姐》，她是一个太了不起的特别的人……我感觉让所有人都知道她就像一种责任一样。所以说这只是关于情感反应的问题。只要是能引起强烈情感反应的题材，就有很大可能拍出一部好的电影。 　　P：这就是你说的“绝妙的题材和绝妙的话题”？“绝妙”是指有情感上的联系。 　　C：是的，只要能感动人，就能有票房。拍摄一部电影是很难的。拍摄一部40分钟的电影很难，拍摄一部90分钟的电影简直是噩梦，因为那是一幅宏大的画面，在长时间里用纪录片持续地创新并刺激观众是很难的，所以你最好有强烈的直觉认为你的题材能够吸引观众，不然的话就很难了。 　　纪录片非常的……它不像好莱坞。好莱坞就是一个香肠制造工厂，但纪录片是手工缝制衣服，每一针对这衣服都很重要，每个人制作都会不一样。你需要确保你所选择的题材是适合你的，你需要确保你能很好地靠自己，你真正地理解这个题材。 　　纪录片不该让人觉得是宣传片 　　P：说说《六号房小姐》，你曾说它是这次奥斯卡短纪录片入围影片中唯一一部表现乐观的，你总是试图在电影中展示美好？ 　　C：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会被……这听起来很空泛，我并不想让它像听上去这样子，但是我真的总是会被高尚的人吸引――不管是做了勇敢的事情还是伟大的自我牺牲。 　　这是一部关于生存、希望和人的坚韧的电影。Alice在集中营度过了4年，她并不想被那4年定义。她因为弹钢琴而活了下来，音乐给了她慰藉。大屠杀是一个改变人生的事件，所有经历过的人都说在往后的人生中每天都会想到大屠杀。也就是说，Alice在之后的70年里每天都会想到大屠杀，但她依然很乐观，这就是让我感兴趣的地方。 　　P：但有一些纪录片人，比如迈克尔?摩尔（《华氏911》导演），以揭露制度黑幕为创作动力。 　　C：迈克尔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我想说迈克尔并不能算是一个纪录片人，他太过于宣扬自己的观点。当然了，我们都在寻找有冲突的题材。每部我拍的电影，包括Alice，虽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