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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询问创新人大监督方式 　　相对于一般询问的模糊与笼统，专题询问的主题更鲜明、对象更明确、重点更突出，因而更便于实施和操作。专题询问的开展给人大监督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相对于一般询问的模糊与笼统，专题询问的主题更鲜明、对象更明确、重点更突出，因而更便于实施和操作。专题询问的开展给人大监督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5年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国务院关于201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此次专题询问，问答水平之高、触及问题之深，广受各界好评。专题询问，作为人大监督的一种形式创新，也引发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在我国的法律文本中，询问是人大的法定监督方式，而专题询问则是询问的衍生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规定有质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1975年宪法取消了有关质问的规定，1978年宪法又加以恢复，但将质问改为质询，1982年宪法对质询从程序上进一步规范，明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部宪法，从质问到质询，几经修改，未曾出现询问的概念，但我国的宪法性法律，对询问则有明确规定。 　　最先对询问作出规定的是1982年全国人大组织法，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议案的时候，代表可以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询问，由有关机关派人在代表小组或者代表团会议上进行说明”。1986年地方组织法修改时，将询问制度引入了地方人大。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又将询问引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将“询问和质询”单列一章。1989年《全国人大议事规则》、1992年《代表法》、1994年《预算法》也都设置了询问的法律条款。2006年《监督法》将“询问和质询”作为人大常委会七种监督方式之一，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派有关负责人员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至此，在法律文本中，询问作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种法定监督方式得以肯定。 　　专题询问源于询问，但又在询问基础上有所创新和拓展。专题询问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10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当年的工作任务明确提出，要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专题汇报，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要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答复问题。随后，专题询问在人大系统普遍推广。经过5年实践，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改进完善专题询问工作的若干意见》，为专题询问的规范开展提供了依据和指导。 　　自2010年6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首次开展专题询问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开展了18次专题询问，其中十一届开展了9次，十二届开展了9次。专题询问已成为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一大重点和亮点。这些专题询问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反响，取决于诸多因素：一是选题好。专题询问的选题涵盖了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关系国计民生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例如，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选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三项重点工作，开展了三次专题询问。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结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并首次对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报告进行专题询问。这些选题，都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一府两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针对性、时效性突出，体现了专题询问的“专题”特点。二是质量高。专题询问过程中，问答双方面对面、题对题，问得透彻、答得精彩，其深度与见地，令人印象深刻。双方既有交流也有交锋，在良性互动中促进问题的解决。三是影响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询问以来，专题询问的监督方式很快辐射至地方人大。各地普遍采用广播电视实时报道和网络全程直播方式。这种公开透明的报道，将询问机关和被询问机关一同纳入公众视野，对人大来说，有利于树立人大的权力机关地位，同时也将人大工作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对政府来说，有利于查找问题，促进政府改进工作。对民众来说，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也是一次很好的民主法治宣传教育。 　　在肯定专题询问效果同时，不容否认，专题询问也存在许多问题有待改进，特别是在地方人大常委会较为普遍。比如，有些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知识储备不足，调研功夫不够，或是角色定位不准，导致询问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