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女作家乡土婚恋伦理叙事研究.docVIP

新世纪女性作家乡土婚恋伦理叙事研究 　　摘 要：新世纪以降，女性作家对乡土社会转型期婚恋伦理的关注较为集中。其创作从夫妻双方自我认知、婚恋情感性因素、多角婚恋现象等维度审视具象伦理形态，对乡土女性性别意识深陷传统男权压抑与现代消费文化诱惑的双重困境进行揭示，对农民文化心理的现代性迷思与道德观念异变进行解析。整体而言，作为百年新文学乡土婚恋叙事的承续，女性作家的婚恋书写在传统的共鸣中凸显出女性经验美学的特性，而作家在时代语境下价值心态的游移，成为其创作提升所面临的首要难题。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乡土小说;婚恋伦理;女性作家 　　作者简介：姜肖，女，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二十年乡村伦理变迁与乡土小说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1BZW116 　　中图???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1-0133-07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递嬗，乡土社会逐渐进入转型的矛盾凸显时期，乡土文学创作面临较之以往更为复杂的社会语境。新世纪以降，在日益庞大的乡土文学作家群体中，女性作家所占比重大幅增加，其作品数量和质量颇为可观。作为女性文学创作向来较为关注的也是最具有女性写作特质的叙事主题，婚恋伦理成为其审视乡土伦理文化变迁中人之存在状态的主要切入点。 　　 女性作家视域下的乡土婚恋伦理仍然以“传统型”为主，婚姻本质偏于“物质性”而非“情感性”，以父系结构为主要家庭模式。同时，伦理变迁中所产生的矛盾困境也成为创作的聚焦点。整体而言，其叙事维度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夫妻双方个体的自我认知，是创作关注的首要层面。“传统型”夫妻伦理是其言说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夫妻伦理的核心是“男尊女卑”，强调妻子对丈夫的绝对顺从。《尚书》“洪范九畴”的“阴阳定性”赋予“阴”有柔顺之德，并受制于有刚强之德的“阳”。“三礼”则将其通过宗法礼制具体地加以宣示，如《仪礼?丧服》中有“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1]（P581）。《礼记?郊特牲》中有“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2]（P815）。及至朱熹演化为“三纲”。婚姻中女性受制于男性，为其附庸的性别角色在社会性别认同的体系内延续千年。20世纪随着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社会曾几度掀起女性解放的高潮，女性主义者所提倡的“婚姻是要联合两个完整的独立个体，不是一个附和，不是一个退路，不是一种逃避或一项弥补”[3]（P257）等平等观念，都已是老生常谈，但在夫妻关系的书写中，乡土女性却仍然挣扎在传统伦理的泥淖中。这类创作充满了女性悲剧命运的疼痛感。其中，以“弱女弑夫”模式象征女性对男权压抑反抗的一系列作品颇为醒目。方方《奔跑的火光》（《收获》2001年第5期）和《水随天去》（《当代》2003年第1期）、葛水平《喊山》（《人民文学》2004年第11期）、盛可以《归妹卦》（《长城》2006年第2期）等，在社会转型期伦理文化形态下，对女性觉醒所面临的传统及现实精神困境进行了更为深层次的分析，直指女性对传统夫妻伦理的抗争与超脱之难。 　　 对婚恋情感性因素的探讨，是其伦理叙事的另一层面。女性作家对乡土婚恋伦理本质的认识，呈现为情感性的失位，大部分作品表现出乡土婚恋的“性隔离”和“工具导向”特征。孙惠芬在一篇访谈中谈道，“在我所熟悉的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乡村，性比爱更能支撑男人们过日子的信念，也包括一些觉醒了的女人”[4]。《上塘书》（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的《婚姻》一章，对婚恋中“性”的决定性作用进行了凸显。《歇马山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里的年轻人，虽然也渴望热烈奔放的情感，但现实利益的最大化却始终是其婚姻结合和解散的决定性因素。再如傅爱毛《嫁死》（《长城》2006年第3期）、林那北《坐上吉普》（《人民文学》2004年第2期）、盛可以《淡黄柳》（《作家》2006年第2期）、鲁敏《第十一年》（《百花洲》2009年第9期）、孙惠芬《吉宽的马车》（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乔叶《叶小灵病史》（《北京文学》2009年第9期）等，皆以现实状态为依托，从不同角度对婚恋的物质性进行揭示。与之相较，有少量作品表达对婚恋情感性本质的理解。迟子建的部分创作堪为代表，再现物质贫乏的环境中夫妻之间的情感互动。这种情感的本质不是风花雪月的情爱，也不仅是“在传宗接代的本能基础上产生于男女之间、使人们获得特别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这种综合的（既是生物的，又是社会的）互相倾慕和交往之情”[5]（P5），而是夫妻间情感的恒常状态。黑格尔认为现代文明婚姻的本质是伦理性的情感，它是非偶然性的恒常，婚姻基础是双方“整个实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