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间国家监护制度初探.docVIP

刑事诉讼期间国家监护制度初探 　　一、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现状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一）国家监护制度的起源 　　监护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法，在公元前450年的《十二铜表法》中最早规定了监护制度。从监护的理念来看，罗马法已经完成了从“为监护人的监护”，到“为被监护人的监护”的转变。 　　二战后，各国的监护制度立法无不把“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作为未成年人监护的核心原则。国家权力愈加深入地介入到监护制度中，监护的国家职能性、救助性更加明显。至此监护制度完成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重要转变――从家族监护向国家监护的转变。 　　（二）国家监护制度的概念 　　广义的国家监护（ state custody or state guardianship）是指： 国家以公权力对原属于私法领域的监护事务的全面介入。狭义的国家监护则解释为：有亲权监护人而监护不当的情况下，基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以国家干预的方式剥夺法定监护人的监护权，将其强制转移到国家指定的机构或个人，即“国家强制监护”。 　　国家监护制度的方式分为两种：国家监督和直接代行监护权。总体上包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层是一般的监护监督义务；第二层是监护补足或辅助义务；第三层是法定情况下实施国家“直接”或代位监护。 　　（三）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现状 　　我国现行立法中并未对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进行专门的单独规定，而是分别散见于《民法通则》、《婚姻法》等多部法律之中予以体现。如《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第18条、《婚姻法》第28条、第29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条、第12条规定、第62条等。 　　1.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的缺陷 　　总体上讲，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也是以家庭监护为主，国家监护为辅的体系架构，但是这一架构下，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却存在着明显的结构上的断层和操作性上的欠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规定和社会现实的日常脱节。无论是《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是《婚姻法》中都提到“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充当监护人”，这一规定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与我国目前社会与家庭关系发展的状况显然脱节。改革开放之后，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出现，使个人与所谓“单位”的联系日益松散，公民个体从改革开放前的“单位人”转变成为“社会人”。想要依托未成年人父母单位成为监护人，可能性极其渺茫。此外，户籍制度的改革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大使得原有的居民组织和基层组织本身就面临实际掌控力下滑的局面，而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担任监护人，既无专门经费也无专门人员，即便担任了监护人，也很难保证被监护人得到有效监护并健康成长。 而民政部门特别是专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倒是可以成为合格的监护人，但因为我国法律对此规定?^于笼统，既没有规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具体条件，也没有规定执行部门和相应的程序，使这一规定流于形式。 　　另一方面，《民法通则》对于“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兄姐”的规定也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家庭构成。随着社会和经济及家庭结构的发展变化（大家族、大家庭已经很少）和独生子女政策，父母死亡，丧失监护能力的未成年人经常因各种原因而处境尴尬。 祖父母、外祖父母往往年事已高， 经济状况普遍弱于子女辈， 监护能力大大受限；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兄姐较少，即使有也很少能够从年龄和经济上承担监护责任；其他亲属和朋友，如叔叔、伯伯、舅舅、姨姨等在法律上没有抚养义务，而独生子女政策也直接导致这类亲戚的消亡。 　　第二、泛化的责任主体导致责任主体的实际缺失。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兄姐”、“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单位”、“居委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都可以成为监护人，这样的制度设计看似从上到下、面面俱到，但实则缺乏真正的实施者。法律规定的同一阶位的监护人众多，不分前后，不设条件，没有具体明晰的判断标准，导致监督职责无法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具体的个人。责任主体越是看似齐全、完善，实际上越是没有明细的界定标准，越容易产生相互推诿，都管等于都不管，最终导致责任主体的实际缺失。 　　第三、适格标准无据，导致监督的实效丧失 　　我国法律对合格监护能力的判断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和情形，《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也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认定监护人的监护能力， 应当根据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状况等因素确定。”实践中，监护往往只是一种纯天然的自然选择结果。对于有监护人的未成年人，几乎不存在监护人适格与否的认定，对监护义务的履行也缺乏制约和判断的现实，一些监护人尽管因身体或经济状况已不能很好地履行监护职责，不能有效地管教和保护未成年人，但却无法辞退监护人的责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