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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百年看破立 　　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在激进主义思潮的鼓动下，中国思想文化变革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开启了与传统彻底破裂的百年历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开天辟地的壮举。为保持党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从思想上建党”的传统，而其关于道德的破立，也纠结了近百年。立足于这“两个百年”道德建设的脉络，用“破”和“立”审视，才能了然当下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不同凡响的意义。因为这两个党内法规既是习近平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以来关于“从严治党”的制度结晶，又是中国共产党直面未来向全体国人发布的一份“道德宣言”，他们一破一立，恰当地解决了困扰中国百年的道德破立问题。这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政府重大决策的关键问题。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一、中国崛起的时代使命要求中国共产党“打铁还须自身硬”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GDP总量2007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如今，随着此起彼伏的内在经济表现，中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非常值得期待。然而，与经济崛起不相适应的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集体沦落，部分国人既不遵循传统孔孟之道，也不相信共产主义，无信仰成为整个民族堕落的最危险因素。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唯一领导力量，不能无视整个社会陷于金钱的泥沼，必须承担起引导社会、改造社会的道义责任。“党要管党”、“以优良党风引领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尽管呼吁了多年，但如何管，管什么以及靠什么引领、引领什么一直不明晰。《条例》与《准则》一破一立，既明确了党员干部不能做什么，又旗帜鲜明地提出应该怎么样。因此，修订后的《条例》与《准则》，既是针对8700万党员立下的纪律规矩，又是中国共产党面对中国崛起倡导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宣言，更是上至中央各部委下至基层党委和行动部门做出正确决策的根本保证。 　　一百多年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姑且可以用“启蒙中国”“救亡中国”“革命中国”“经济中国”来概括。作为一个时代的弄潮儿，革命党人为推翻满清统治，埋葬专制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对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进行了系统清算。在这一场运动中，早期革命理论家发挥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他们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对传统社会的精神核心――三纲五常进行深入抨击。他们认为，所谓“君臣”“父子”“夫妇”三纲，创立的目的就是“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在新社会，“君与臣皆当除灭，惟有人与社会，人人平等” [1] 148。纲常名教系“中国数千年相传之道德”“而其感世诬民，则直甚于洪水猛兽” [2] 848-852。他们指斥传统道德为“伪道德”，称赞自由平等博爱为“真道德”。为彻底扫除宗法伦理社会的基础，更有激进者要彻底否定传统家庭制度，认为“家者”“为万恶之首”[3] 916-917“实万恶之原也”[4] 193，不破除则不能“去强权”，新道德就不能建立。相应地，他们对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进行解构，对叛、乱、淫、贱等为传统社会所贬斥的范畴赋予新的判断。但是，仔细分析这些革命理论家的言论、学说，他们只是对传统道德进行了抽丝剥茧、正本清源的工作。“中心为忠，对于社会之言也。故曰忠恕，曰忠信，皆对于人人之言，非对于一人之言也。自后世移而属诸臣仆，而忠之义失。于是以助强权为忠，以媚一人为忠。”“节者，贞坚之义，为男子言，非为女子言也，故曰圣达节，次守节。自后世属诸妇人，于是种种压制之术，由此而生矣。”[5] 198……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其“闯将”接过早期革命理论家的大纛，与袁世凯的尊孔复辟针锋相对，在希望开一代新风的同时，“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直接以“打倒孔家店”为目的。较为荒唐的是，民国以来的种种复辟、倒退潮流中的草莽人物，如袁世凯、张勋、张作霖等，关键时候总要抬出孔子，于是，鲁迅说的“厌恶和尚，恨及袈裟”就出现了，孔子被打倒也成为必然。从此，由孔子开创并深入国人血脉的伦理纲常就陷于了百年劫难。 　　但是，正如西方制度不能简单地复制到中国一样，西方的思想文化更是不能如此，何况革命者自身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又是含混且肤浅的。在革命思维的指导下，一切革命行为必须服从于推翻满清和专制统治的目的，为此，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与否定就异常彻底与坚决，完全无视其中所包含的合理性内容。在“拿来”和“去掉”之间，“拿来”不分良莠，不问国情，今天是达尔文进化论演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明天又是杜威的无政府主义；“去掉”则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与传统专制挂钩的统统一棍子打死，在泼掉“洗澡水”的同时，将“婴儿”也一并泼掉。民国时代思想层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破”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