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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众斗殴罪问题探究 　　摘要：在司法上应联系个人法益和行为特征来确定聚众斗殴罪保护的具体法益。聚众斗殴罪的实行行为是“聚众斗殴”，属单行为犯罪。性质上，属于任意的共同犯罪。在不正当目的或动机不是聚众斗殴罪的主观要素；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应善于运用合规范性解释，正确认定此罪。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聚众斗殴罪；法益；行为类型；主观要素 　　中图分类号:DF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7-0061-03 　　作者简介:田大治（1977-），男，河南新乡人，新乡学院政法系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法律基础理论研究。 　　一、聚众斗殴罪保护的法益 　　通常观点认为，聚众斗殴罪的犯罪客体是简单客体，侵犯的是社会公共秩序。［1］（P607）但是，笔者认为，公共秩序是一个不仅抽象而且也极具包容性的概念，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仅将聚众斗殴罪保护法益的探讨停留在社会管理秩序的层面，这一方面会造成犯罪客体区分此罪与彼罪功能的丧失，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理解和判定本罪的构成要件，同时也有损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 　　笔者认为，聚众斗殴罪保护的是复杂法益，首先是社会公共管理秩序，其次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和生命权。主要根据是：第一，这是由聚众斗殴行为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聚众斗殴罪是聚众型犯罪的一种，聚众犯罪具有公然性、无组织性、激情性、暴力危险性和瞬间性等特征。［2］（P398-399）暴力性更是斗殴行为的主要特征，而暴力所直接侵害的恰恰是他人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第二，这是由立法目的决定的。从本罪的行为结构来看，聚众斗殴行为是由聚众行为与斗殴行为互相结合形成的，从立法目的来看，本罪重点禁止的是以聚众的方式实施的斗殴行为，否则，本罪就无独立成罪的必要。第三，根据刑法规定，聚众斗殴罪也应当保护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权利。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按照文义解释，重伤和死亡结果出现应当与聚众斗殴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聚众斗殴行为会给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权利造成损害。考虑到罪责刑相适应，立法者才有意对“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形”加以拟制，按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通说认为本罪法益是单一的公共秩序而不包括他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笔者认为通说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混淆了刑法立法保护的应然法益和现实发生的具体犯罪所侵犯的实然法益的关系。对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犯罪而言，其所要保护的法益都是应然性的，对于复杂犯罪客体的犯罪而言，主要客体必然会受到侵犯，而次要客体就不一定会受到损害，但这并不能否定次要客体存在。其次，某种法益是否在本罪中占主导地位与本罪是否要保护该法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为地位判断，后者为属性判断。我国刑法理论通说正是根据所要保护的法益在犯罪中的主次地位为视角，才将犯罪客体分类为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所以，他人的身体健康、生命权利在聚众斗殴罪中不占主导地位并不能成为否认其是本罪所要保护的法益的理由。 　　二、聚众斗殴罪的行为类型 　　（一）聚众斗殴罪的实行行为 　　关于本罪的实行行为，目前学术观点尚未统一。笔者的基本主张是，本罪是单行为犯罪，其实行行为应当是“聚众斗殴”行为，这里“聚众”和“斗殴”是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只有将“聚众斗殴”一体作为聚众斗殴罪的实行行为，才能揭示本罪可罚性的违法性程度。在考察是否成立聚众斗殴罪时，不应该将两者分割开来。 　　首先，主张“聚众行为是预备性为,斗殴行为是实行行为”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聚众斗殴”是本罪犯罪构成中基本的行为类型，若将聚众和斗殴分开来进行判断并无实际意义。单纯的聚众行为和单纯的斗殴的行为都不是符合本罪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也不可能构成聚众斗殴罪。尽管本罪禁止的重点是斗殴行为，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斗殴行为均是本罪的禁止行为。刑法之所以仅将聚众的斗殴行为规定为犯罪,而没有将其他形式的斗殴行为也规定为犯罪，从法益侵害的角度讲，只有规模大、人数多聚众斗殴行为才可能会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严重的危害，才可能达到利用刑法加以禁止的可罚性程度。 　　其次，若将“聚众”仅仅是作为该罪的预备行为，将“斗殴”作为本罪的实行行为会造成一些不妥当的结论。因为，在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了许多聚众型犯罪，比如，“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等。这些犯罪中的“聚众”行为既有可能是预备行为也有可能是直接的实行行为，若在聚众斗殴罪中，仅有“聚众”行为而无“斗殴”行为的话，就很难将聚众斗殴罪与其他的聚众型犯罪区分开来。在仅存“聚众”的情形下，聚众斗殴罪与上述的这些犯罪的唯一区别就是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若是斗殴故意就定聚众斗殴罪，若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