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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世界上角色从长城到长桥 　　随着西方霸权的衰弱，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产生了两大主要影响。 　　第一，中国的地缘文明模式源于中国悠久的历史，该模式可能将取代西方的地缘政治模式，成为影响21世纪世界事务的关键。 　　第二，有史以来，中央王国将第一次不得不出于自身利益而与全球进行接触，范围将不仅限于其亚洲邻国。当今世界相互依存，中国和西方一样必须在“利益汇合点”上进行合作，否则他们各自的和平与繁荣前景也将受到损害。 　　基于“利益汇合点”，中国和西方正在建设新的理解之桥。“交叉授粉”将不可避免。东方可以向西方借鉴，西方也可以向东方学习。 　　从地缘政治范式到地缘文明范式。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随着西方发展并取得支配地位，西方在其创造的国际秩序中打下了普世主义的烙印，而这种烙印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世界观。 　　西方在思维中倾向于将矛盾视为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认为只能通过冲突解决，一方压倒另一方。继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之后，福山也采取了这一方法，认为冷战后伴随着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胜利，“历史的终结”已经来临。在西方普世主义地缘政治思维中，领土和意识形态非胜即败。 　　这与传统的东方思维对比鲜明，东方思维倾向于看到整体中互补的方面，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阴阳，而阴阳必须不断务实地寻求和谐与平衡，其根据是具体情况，而不是普遍的理想主义抽象概念。 　　正如北京大学学者张祥龙所言，儒家文明倡导的非普世主义方式寻求和走不同道路的各方进行务实交流，而不是对其他各方施加淫威。在这种地缘文明心态中，不同的事物可以共存，就像上千年来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共存一样。 　　张祥龙进一步说，在这种寻求和谐共存的世界观中，不会出现当代西方关于“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的描述。这两种描述只有在普世主义寻求支配优势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随着当今世界从美国领导的全球化1.0向我们所说的全球化2.0转变，这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化2.0的特点不是任何大国的霸权，而是多种实体的相互依存。从巴西到伊斯兰色彩浓厚的世俗民主国家土耳其，再到中国，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收入和生产中的份额不断增加，它们自然会重拾各自的文化基础，对抗北大西洋西方的意愿，并根据自身利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地缘文明范式寻求在更加平等的大国间实现和谐共存，远比地缘政治心态更加适合我们已经迈入的这个世界。地缘政治心态导致分裂和冲突，我们正在逐步摒弃。尊重不同文明和生活方式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秩序而言不可或缺。 　　与全球接触的中央王国。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极具弹性。全球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流动将人们的心灵、思想和经济利益，甚至还包括自然气候，都连接在了一起，构成了一张相互依存的大网，超越了传统以领土边界为定义的主权。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主权意味着在这张全球相互依存的大网中保护并改善本国人民的福祉。在维护主权方面，中国如今面临的挑战是要抛弃长城心态，在自身利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益的汇合点上构建21世纪的“长桥”。 　　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也将中央王国推到了全球化舞台的中央。重新觉醒的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众多，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商品市场到美国的消费市场，再到欧洲的金融稳定和我们共同面对的气候变暖问题，中国的命运现在已经与其创造的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只能通过帮助他人来帮助自己。要帮助自己和他人，中国就必须走出自己历史的安乐窝，积极塑造后美国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 　　2011年6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主办了一次会议，亨利?基辛格致开幕词，在讲话中，他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 　　基辛格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并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7年，作为帝国没落时期的英国外长，欧内斯特?贝文感到自己必须向其美国同人说明：“作为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现在必须带头塑造新秩序。”此后，美国推出了“马歇尔计划”，进行战后重建，以美元主导世界经济体系，并在20世纪下半叶一直保持着优势地位。 　　现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中国与1947年的美国情况相同，处在世界新秩序的交接点。基辛格对主办方说，尽管这种体系间的过渡很有可能还要30年时间，中国的作用只会不断增长，因为中国出于自身利益必须塑造全球体系，必须将世界重心由北大西洋转至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 　　在基辛格看来，由于西方当前身陷瘫痪境地，中国正不断地被推上全球领导地位。他客气地说，美国“沉浸在政府角色和美国活力来源的讨论之中，争论着我们需要多大规模的政府，以及谁应该为政府埋单”。欧洲则陷于“金融和概念危机，游移于国家模式和另一种模式――欧盟之间”。 　　基辛格说，“合作意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复杂时代，正在寻找能够压倒一切的框架。我们必须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