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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三个面向” 　　【摘要】在农耕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时期，对大自然的无限度攫取，酿成了生态危机。转变思维方式，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新的价值观指导，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推进了立法发展，同时也对法治提出了新要求。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中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原则谱系新范式。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 生态法治 代际权利 　　【中图分类号】D909.1 【文献标识码】A 　　当前，以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为核心议题的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严峻挑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2015年即将结束，正在紧锣密鼓研讨制定新的国际议程和发展目标。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有能力的国家将于2015年第一季度提交2020年以后的气候及减排计划。中国主动参与新倡议书的制定，向国际社会展示自身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生态环境治理的法治原则，维护新兴经济体和平发展的权利，追求建构更加合理、平等均衡的新型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中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戮力开拓出一条既应对气候变化又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的共赢道路―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推进了立法发展，同时也对法治提出了新要求。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中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原则范式。 　　 　　面向现代化：符合生态现代化要求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掀起“反现代化、反工业化、反生产力理论”①的生态主义运动，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不可调和。1985年，德国学者胡伯在对现代化反思、批判基础上创建“生态重建”理论，提出“现代化可与自然生态环境互利耦合”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主张克服生态危机而不偏离现代化道路，强调采用创新性新技术，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公共政策施行，市场机制在生态转型中作用。2008年，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编的《生态现代化》提出：“生态现代化通过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通过环境友好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结构生态化，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目的，”生态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采取非物化、绿色化、生态化的方式，使经济增长与生态退化脱钩，这就是所谓的“三化一脱钩”。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要避免现代化的不利因素，现代化没有把社会公正放在重要的位置，这就要求生态法治建设应当制定符合实现生态现代化的法律，善于运用市场机制保护、治理生态环境，促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首先，建立和完善制度化的生态财政激励法律机制。在中国现有的生态补偿制度基础上，建立起生态文明建设财政转移支付补偿制度，中央财政纵向、地方政府间财政横向交叉转移支付，对特定地区、流域或产业的生态环境正外部行为进行激励、补偿，平衡保护者与受益者、破坏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治理补偿产业、区域的生态正外部性行为才能符合社会公平正义，为地方进行生态保护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同时也可为地方因生态文明建设而导致的财政收入减少进行经济或实物补偿。 　　其次，强化生态科技方面立法。凸显科技进步、创新生态立法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对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科技创造、发明予以奖励，并深化科技转化率。 　　再次，完善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经济法律机制、制度，弥补政府、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失灵。国有资本应该承担更多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责任，其投资运营重点应积极、主动投向事关国家生态安全、生态文明建设的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市场化、社会化投资，对环境保护大量采用社会征信、价格、市场准入、财税、集约节约使用、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等市场经济手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此外，加强生态环境产权制度建设。就环境产权角度而言，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产权制度的缺失而造成的，环境是一种稀缺性公共产品，可以设定环境产权，将生态文明建设和治理外部成本内部化，纳入资源、产品、成本等价格机制体系，制订环境产权法律，如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权交易、生态税、节能量、碳排放权、水权交易制度等环境经济法律加以调整。 　　2015年1月1日，我国将实行新修订的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全国人大2014年4月25日通过），以突出“保护优先”的基本国策，重构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作为我国环保基本法，其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环评制度、总量控制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环境税、信息公开、环境公益诉讼和司法救济等体制机制予以明确。强调政府对环境监管责任，对关涉环境的政府决策和行为进行规范与制约，规定政府应加大生态治理和修复的环保财政投入，偿还生态欠账，高效发挥政府对社会及发展与生态保护规划和调控功能，以此遏制地方政府无视环境容量“唯GDP”的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