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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看翟理斯英译杜诗 　　[摘要]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是杜甫诗歌最早的英译文本之一。通过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发现翟理斯只选译了投射杜甫个人生活题材的诗歌，并有意偏离原诗题自创诗题，再加上淡化杜诗中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相关背景知识，明显改写了杜甫及杜诗的形象。依据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理论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方面分析翟理斯英译杜诗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发现翟理斯对杜诗的改写是受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思潮、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所致。 　　[关键词]改写理论；翟理斯；古今诗选；英译杜诗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1.022 　　杜甫（712―770）是中国唐代中期以前古典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元稹评价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杜甫是一位现实主义??师，其作品真实记录了唐帝国由盛转衰时期的政治局势和社会面貌，有极高的史料性，故称“诗史”。另外他还是一位极富人文关怀的诗人，忧国忧民，关心人民疾苦，有“扶君至尧舜”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体现了民胞物与的儒家品格。其诗文深沉蕴蓄，感情曲折抑扬，也因此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杜甫及其诗歌不仅在国内备受推崇，广为传颂，在英语世界也不断传播。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外交家、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是将杜甫诗歌译成英文的重要先驱。其在1898年出版的《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1]，选译了从周秦到清代的诗歌共200首，其中杜诗10首。其译作“诗味浓郁，严谨典雅，在西方风行一时”[2]（P39）。施觉怀曾夸赞翟理斯有诗才，称“Giles译中国古诗可算一绝”[3]；北大教授许渊冲在《谈唐诗的英译》一文中也对翟理斯的英译汉诗持肯定态度，指出“宁可继承Giles诗体译文的传统”[4]。 　　相比于翟理斯的杜甫诗歌英译对杜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及接受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略显单薄。李特夫[5-6]在2001年发表的关于杜甫诗歌在西方译介情况考论的两篇文章中仅对翟理斯英译杜诗的重要地位有所提及；郝稷[7]在《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中也只是对翟理斯英译杜诗予以简单介绍和评析，而对翻译过程及译者本身的研究并未触及。另外，传统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理论着重分析文本之间的“忠实”或“对等”，对翻译中的改写现象无法做出明确解释。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超越了传统语言学层面的规定性研究，把翻译研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为翻译中的改写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本文拟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研究翟理斯英译杜诗中的改写现象，并探究其原因。 　　一、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作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潮流的主要提倡者和推进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地位及作用，认为“基于原语和目的语文本层面的‘对等’不存在，译者面对的是大量难以理解的且容易被误读的文化材料；翻译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文本，还需对翻译带来重大影响的历史、文化及社会制度进行研究”[8]。 　　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的序言中，勒菲弗尔明确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他还强调“翻译是最明显的改写形式。它是最有影响的潜在力量，能够跨越始发国的文化疆界，将作者或作品的形象投射到新的文化场景。通过翻译投射的文学作品的形象基本上由两个因素决定，这两个因素按重要性排列分别是译者的意识形态（无论是译者主动接受或是由其他赞助人强加的）和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9]。下面我们具体阐述决定译者翻译策略使用的2个因素：意识形态和诗学。 　　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中所指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包含惯例、传统、信仰等文化形态在内的广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政治思想意义上的狭义的意识形态，它是制约人们信仰和行为习惯的总的因素。作品的形式风格和内容主题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不仅依赖于语言文化，更重要的是要达到意识形态的预期。当原文本的意识形态与译者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大多数译者都会倾向于采取各种手段改写原文本，从而使其与目的文本所在文化的意识形态相融合，以贴近目标读者的心理期待。 　　除意识形态外，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还有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解，一种诗学形态包括2个方面：一是各种文学手段、样式、题材、原型人物、场景、中心思想以及象征等文学要素；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体制中的功用。前者从技术层面对原文进行改写；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译者选择主题与社会体制相关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