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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改造嵌入历史珍贵往事文化守望 　　对话嘉宾 ＼ 汪长纬 ＼ Wang Changwei ＼ 原《城市导报》总编辑 　　对话主持 ＼ 张 炜 ＼ Zhang Wei ＼ 本刊常务副主编 　　叶治安 ＼ Ye Zhi’an ＼ 本刊首席记者 　　导读：如果说物质文化遗产是城市的肌理，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城市的脉搏，脉搏的跳动才能带动城市的更新和发展。物质的城市文化遗产，不管人们赋予它怎样的赞誉，但在客观上终究是凝固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不同，它在很多场合中是完完全全具有生命体征的，所以在塑造城市个性、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扩展城市影响力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城市改造 世界遗产 文物建筑 城建城管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4.06.002 　　一 　　叶：我先说一段趣事：西安的古城墙修葺得非常漂亮，特别是晚上，门楼和墙体上的彩色灯光一打开，这城墙宛如一条色彩斑斓的长龙，煞是气派壮观。但是很遗憾，因为整修的城墙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所定的标准，所以申遗没有成功。为此，西安社会各界很憋气。有一次该市的副市长段先念在一个公众场合说了下面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录了下来： 　　西安城墙比山西平遥的城墙要好，但是平遥申遗成功了，而西安却没有，因为西安的城墙在80年代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如果没有这次维修，今天看到的城墙就不是这样子，但这不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所以没有被通过。平遥古城很小，它可以把一个城市搬到其他地方去，把这个古城保存下来。西安古城很大，大家看到的城墙里外有几百万人口，我们不可能把这几百万人口一次性搬走，把这个城墙保护下来。但你要申请世界遗产，那么你寸土都不能动，但是这和广大群众的需要、和广大市民的要求，又是不相符的，这是个矛盾。 　　汪：我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遗产的“钦定”，肯定是有很多章程和规定的。虽然我没查阅过这些章程和规定，但我猜想有两大原则是必须遵循的：一是真实，二是正宗。我敢断言西安的城墙在这两点上是没有疑义的，但修葺的城墙为何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定标准？我臆测这大概主要是整修技术不到位，导致被整修的文物古迹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有失原始风貌。 　　张：这个案例不由得使人联想到了10多年前，浙江舟山市定海古城的拆迁风波。那一次事件闹得举国皆知，当时很多媒体，包括央视、人民网等都进行了批评报道，当地百姓也与行政机构几次三番对簿公堂。为此，舟山市的决策层感到很委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也有理由：要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就必须要大兴土木，而大兴土木就一定得“死人给活人让路”，这是个必然的逻辑关系。且按舟山市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既要改善百姓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又想完好无损地保存保护定海古城，这种鱼和熊掌兼得几乎就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奢望。据说后来舟山市政府在定海修复了一些古城遗迹，但这肯定也是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评定标准的，当然定海古城本身的条件也够不上申报资格。 　　我想这大概就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更新和守旧的矛盾之所在。 　　叶：舟山我常去，所以了解那儿的情况。现在舟山另辟蹊径造了一个新城，很大的一片住宅区，老城区很多居民都已搬迁到那儿。实际上城市的行政官员早就应该懂得，只要城市建设规划合理，只要顶层政策设计合理，改善百姓的居住条件，不乏有可运行操作的空间。而更主要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国人思维水平的提高，大家终于懂得了原风貌的古迹或古城的真正价值，正如有识之士所说的那样，古城不完全是怀旧的“花瓶”，是可以在经济发展、改善百姓生活的诉求中体现其“金饭碗”效应的。安徽的古村落西递宏村等，现在保护得很好，但以前很多居民都把老房屋的旧墙砖卖掉。今天没人再干这傻事了，因为如此多的游客前来参观祖传老宅，当地居民终于明白了这是宝贵资源，要加以保护和利用。 　　汪：但这觉悟来得似乎晚了点，因为被毁弃的古城是一去不复返的，即便重建，命运和价值也就像西安城墙一样，不会得到社会和历史的认可，这多少有点遗憾和悲哀。 　　说到城市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我个人觉得上海外滩堪称城市改造中“更新与守旧”处理得较为成功的典范。外滩的那些建筑，早先的主要功能是金融业，据说当时有68家银行。1949年以后，这些大楼的功能转变为行政为主。由于这些建筑功能的变更，致使房屋外观污浊、内部杂乱。1992年，上海市政府决定恢复外滩的金融街功能，随后又实施了一个置换计划，让诸多国际国内的金融机构重返外滩。当时上海市的决策层在外滩改造过程中有三大措施：一是整体保护，基本不改动建筑的原有风貌；二是整体更新，赋予建筑新的功能；三是局部改造，重点调整各建筑立面的协调关系。因为策略和运作上都较为妥善，所以这“万国建筑博物馆”得以重现光彩。 　　叶：这些被置换的大楼中，印象最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