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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视野下当代中国外交 　　【摘 要】从文化视角去理解一国对外关系的行为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切入点了，但其分析的价值与意义却恒久未变。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分别从宗教意识、秩序观念、“和合”文化以及“以德行仁”等四个方面对当代中国外交作简要分析，以图理清二者的关系脉络。 　　【关键词】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外交；国家外交 　　冷战结束后，随着信息技术和现代交通工具的广泛使用，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势不可挡，反映在文化领域，表现为世界性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分析当前中国的外交战略，或许能得到新的借鉴意义。 　　一、文化与国家外交 　　文化是国家智慧的象征、民族心理的载体和民族品格的真实写照。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深深扎根于本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传递着一国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信息。文化作为国家外交决策的根基，对外交决策的形成和演变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任何国家的外交决策都离不开国内政治的考虑，而国内政治又深受本国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的浸染。可以说，文化因素正超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成为影响国家外交的核心因素。因此，研究国家外交决策就必须对国家的文化进行深度剖析，分析国内政治产生的文化原因，从而深刻认识国家外交政策的特征和实质。 　　二、当代中国外交中的传统文化印记 　　（一）“浅”宗教意识下的非扩张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宗教信仰的民族，但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却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且就人数来说，有宗教信仰的人数只占汉族的少数。同时，中国宗教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首先表现为依附性，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始终以宗法势力为核心，宗教只能服务和依附于政权；此外中国宗教呈现出包容性，这不仅表现在儒佛道三教在思想上的逐渐合流，也表现在各种宗教信仰并行不悖的存在于中国社会中，这种包容性反映了中国民间对宗教态度的实用主义，而非强烈的信仰意识。 　　这种“浅”薄的宗教意识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所宣扬的要把上帝的福音传遍整个世界的救世情怀，而是追求一种和谐共生精神。回顾建国以来的当代中国外交，1974年，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时提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此后，这一外交方针长期得到中国政府的反复确认。这表明，中国即使强大了，也不会奉行那种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强加于人，将其他弱小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霸权政策。 　　（二）融入性战略：力求稳定与秩序维持的观念取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始终是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派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视为建立社会秩序的根本。“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作用在于调节人们之间尊卑贵贱关系，使得各安其位、各行其道，维持理想的秩序。在现实社会层面，由于中国单一经济结构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使得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及生产方式自秦汉以后长期得以维持，形成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秩序和人们思想观念中力求稳定、讲求秩序的保守意识。因此，力求稳定与讲求秩序可以说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虽然这种保守性在近代阻碍了中国自身改革的进程、融入世界的步履。然而，反观当代中国外交，这种特性却可发挥这样的作用：中国更易于成为既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从而奉行一种融入而非颠覆的外交战略。 　　（三）“和合”文化：当代中国外交的精神皈依。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和合”思想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阴一阳之谓道”，“人道源于天道”，“天人合一”、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其基本意思有两层：一是承认“不同”，即客观理性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和矛盾；二是强调“和谐”，主张通过发挥不同个体的积极作用，化解矛盾、消弭冲突，实现合作和整体的和谐。中国“和合”的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也有很深的影响。“和平共处”原则的提出就是和平主义理念在新中国外交的实践。如1953年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05年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都是对“和而不同”这一独特内涵的具体应运。 　　（四）“以德行仁”：中国外交的自律准则和理想追求。强调“仁爱”思想的社会伦理道德，也深刻影响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形成了“以德行仁”的价值取向。儒家学派在政治思想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主张以德治国。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王道”的政治理想。荀子也说过“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意思是说，王道在于争取人心，靠任意和信用，而不是靠权谋欺诈，以为依靠权谋只能导致灭亡。 　　这种注重自身道德形象的心理则赋予新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以更多的自律性与理想主义风格。例如中国在1964年核试验成功后立即宣布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